乐书典故(乐善好施典故)
1.乐善好施典故
乐善好施 （ lè shàn hào shī ） 解 释 乐：好，喜欢。
喜欢做善事和施舍，指乐于行善，喜欢施舍。 出 处 西汉·司马迁《史记·乐书论》：“闻征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
用 法 联合式；谓语、定语；用于赞扬心地善良的人 示 例 欧阳山《三家巷》：“陈君既然~，我自然也当仁不让。” 宋湜懿文多识，名动人主，至与李沅同命。
虽去沅远甚，然~，士类归之，亦可尚也。 ~《宋史·陈彭年传论》 使人乐善好施，恭孝以修仁，则心和而神全也。
——宋· 张君房《云笈七签》 近义词 助人为乐、舍生取义 反义词 下井投石、打家劫舍 【语法】：联合式；谓语、定语；用于赞扬心地善良的人 英文to be happy in doing good 词性：褒义词 造句：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大伙都喜欢他。
2.关于古琴有那些典故
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俗称古琴，一种七弦无品的古老的拨弦乐器。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概括与代表着古老神秘的东方思想。
古琴，在古代称作“琴”，还有“绿绮”、“丝桐”等别称。虽说“伏羲制琴”、”神农制琴”、“舜作五弦琴”的传说不可信，但它的历史确实是相当悠久了。琴最早见之于典籍的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周南·关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鹿鸣》中的“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都反映了琴和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可见，三千多年前，琴已经流行。后来，由于孔于的提倡，文人中弹琴的风气很盛，并逐渐形成古代文人必备“琴、棋、书、画”修养的传统。孔子在提倡琴乐之初就教导说君子乐不去身，君子和琴比德，唯君子能乐。操琴通乐是君子修养的最高层次，人与乐合一共同显现出一种平和敦厚的风范。在孔子的时代，琴乐还不仅仅是后世的君子个人的修身之乐，更是容纳天地教化百姓的圣乐。于琴乐之中，孔子听到了文王圣德之声，师旷听出了商纣亡国之音。古人相信天地的气象就蕴涵在其中，人们膜拜它，赋予它关于道德的信仰。作为“正音”，琴乐寄寓了中国千年的正统思想和文化。古琴伴随着人民生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伯牙弹琴遇知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借助琴来表达爱慕之心；嵇康面临死亡，还操琴一曲《广陵散》；诸葛亮巧设空城计，沉着、悠闲的琴音，智退司马懿雄兵十万；以及陶渊明弹无弦琴的故事等，都为千古传颂。“高山流水”、“焚琴煮鹤”、“对牛弹琴”等妇孺皆知的成语都出自和琴有关的典故。
3.王凤的轶事典故
元后传（选自《汉书》）
上即位数年，无继嗣，体常不平。定陶共王来朝，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它王，不以往事为纤介。共王之来朝也，天子留，不遣归国。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讳，一朝有它，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其后，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国邸，旦夕侍上，上甚亲重。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会日蚀，凤因言：“日蚀，阴盛之象，为非常异。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籓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决。
京兆尹王章素刚直敢言，以为凤建遣共王之国非是，乃奏封事言日蚀之咎矣。天子召见章，延问以事，章对曰：“天道聪明，佑善而灾恶，以瑞异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继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此正义善事，当有祥瑞，何故致灾异？灾异之发，为大臣颛政者也。今闻大将军猥归日蚀之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国，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蚀，阴侵阳、臣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凤不内省责，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陶王。且凤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乐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属，内行笃，有威重，位历将相，国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诎节随凤委曲，卒用闺门之事为凤所罢，身以忧死，众庶愍之。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足以知其余，及它所不见者。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
章曰自凤之白罢商后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闻章言，天子感寤，纳之，谓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且唯贤知贤，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奏封事，荐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先帝时历二卿，忠信质直，知谋有余。野王以王舅出，以贤复人，明圣主乐进贤也。”上自为太子时数闻野王先帝名卿，声誉出凤远甚，方倚欲以代凤。
初，章每召见，上辄辟左右。时太后从弟长乐卫尉弘子侍中音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闻之，称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谢上曰：“臣材驽愚戆，得以外属兄弟七人封为列侯，宗族蒙恩，赏赐无量。辅政出入七年，国家委任臣凤，所言辄听，荐士常用。无一功善，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咎在臣凤奉职无状，此臣一当退也。《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蚀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当退也。河平以来，臣久病连年，数出在外，旷职素餐，此臣三当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诛废，臣犹自知当远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测，当杀身靡骨死辇毂下，不当以无益之故有离寝门之心，诚岁余以来，所苦加侵，日日益甚，不胜大愿，愿乞骸骨，归自治养，冀赖陛下神灵，未埋发齿，期月之间，幸得瘳愈，复望帷幄，不然，必置沟壑。臣以非材见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归，天下知臣被恩见哀，重巍巍也。进退于国为厚，万无纤介之议。唯陛下哀怜！”其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
上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乃报凤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阙，故天变娄臻，咸在朕躬。将军乃深引过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则朕将何向焉！《书》不云乎？‘公毋困我’。务专精神，安心自持，期于亟廖，称朕意焉。”于是凤起视事。上使尚书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为“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章死狱中，妻子徙合浦。
4.正气歌里面的典故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
《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
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齐太史的故事，见之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
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 “董狐笔”的故事是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
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
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
赵盾毫无办法，只好叹口气，听任董狐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
这个故事记载于《左传·宣公二年》。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自古以来，是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
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不但保证了我国有着一以贯之的真实记载史事的大量历史著作，而且，这类历史著作对国君、大臣来说，多少总要使他们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遗臭于后世，从而也就产生了某种制约力量。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规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
这也是为了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
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这就是说，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文天祥《正气歌》中，他所列举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几个忠臣烈士，其中有“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颜常山舌”是指颜杲卿舌断仍喷血骂贼的壮烈事迹，而“张睢阳齿”，则讲得是唐将张巡固守睢阳，以身徇义的浩然正气。
张巡，邓州南阳人。史书称其“博通群书，晓战阵法。
气志高迈，略细节不以庸俗合，时人叵知也。”开元末年，他考中进士，显然是个文武双全的材料。
先为清河县令，政绩斐然。任满还长安，有人劝他巴结一下当朝显贵杨国忠。
张巡嗤之以鼻：“此人掌权绝非国家福祥之兆，怎能去攀附他呢。”不久，又被调往真源当县令，到任后就立即捕杀当地土豪华南金，威振方，人民敬戴。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后叛乱，连连攻陷宋州、曹州等地，谯郡太守杨万石降于贼军，逼张巡为长史，派他西去迎接贼军。张巡不受命，率属吏哭于玄元皇帝庙，感召众人，起兵抗击叛军，得众千余人。
当时，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令狐潮想率众投降贼军，下属百余人不从，全被令狐潮绑在一堆准备杀掉。恰值叛军薄城，令狐潮出去接应，被绑的义士们乘间解脱绳索，杀掉看守士卒，迎张巡等人入城。
张巡等人在城头上杀掉反贼令狐潮的妻子儿女，率兵拒战。 令狐潮愤怒至极，带上万贼兵猛攻雍丘，城内唐兵仅二、三千人。
面对惊恐之众，张巡对诸将说：“令狐潮等人对城中军情一清二楚，肯定有轻我之心。我们出其不意出击，肯定会让敌军惊溃，乘胜追击，定能大败他们。”
张巡就派千余人守城上，自己为前驱，以余军分成数队突然冲出城，令狐潮的贼军猝不及防，一时退却。转日。
叛军又猛然攻城，张巡在城上搭建防护楼橹，用柴火烧油烧掉敌军攻具无数，令对方不能近城，并不时乘间攻出城外，杀敌甚众。两个多月内，大小数百战，唐军甲不卸身，负伤战斗，最后竟打得令狐潮四万贼军掉头而逃。
唐军乘胜追击，差点生擒令狐潮。恼羞之下，令狐潮增兵又来，重新围城。
令狐潮与张巡是老相识，在城下劝诱张巡：“朝廷现在兵不能出关，天下大势已去，您以老弱残兵守此危城，尽忠无主，不如投降下城与我共图富贵。”张巡答言：“从古义来讲，君主杀掉父亲，为臣为子的不能报怨。
您以妻儿被杀怨恨朝廷，借贼之力想要报复，可以预见您最终一定为朝廷所戮，而且百世骂名难逃！您平生以忠义自诩，今日之事，忠义何在！”令狐潮羞愧而去。 由于当时各地交通隔绝，城中有六名将领暗中联合，一起到张巡面前表示说已。
5.求李杜诗的典故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世说新语·文学》：“郑玄在马融门下”刘孝标注引《郑玄别传》：“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
欲玄必醉，会者三百馀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莫，度玄饮三百馀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马融和他的学生郑玄都是汉末大儒，但马融气量小。
郑玄被袁绍征召时，马融怕学生的成就超过自己，请杀手在半路杀郑玄。送别郑玄时，叫学生们每人敬酒三杯，想把郑玄灌醉，方便刺客下手。
不料郑玄酒量很大，从早到晚，一共喝了三百杯酒都没醉。后谓痛饮为一饮三百杯。
《将进酒》属汉乐府《鼓吹曲·铙歌》旧题，内容多写宴饮游乐。诗中表达了对怀才不遇的感叹，又抱着乐观、通达的情怀，也流露了人生几何当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
但全诗洋溢着豪情逸兴，取得出色的艺术成就。 李白咏酒的诗篇极能表现他的个性，这类诗固然数长安放还以后所作思想内容更为深沉，艺术表现更为成熟。
《将进酒》即其代表作。 《将进酒》原是汉乐府短箫铙歌的曲调，题目意绎即“劝酒歌”，故古词有“将进酒，乘大白”云。
作者这首“填之以申己意”（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的名篇，约作于天宝十一载（752），他当时与友人岑勋在嵩山另一好友元丹丘的颍阳山居为客，三人尝登高饮宴（《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不以千里遥，命驾来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岭宴碧霄。
对酒忽思我，长啸临清飙。”）。
人生快事莫若置酒会友，作者又正值“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萧士赟）之际，于是满腔不合时宜借酒兴诗情，来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抒。 诗篇发端就是两组排比长句，如挟天风海雨向读者迎面扑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颍阳去黄河不远，登高纵目，故借以起兴。黄河源远流长，落差极大，如从天而降，一泻千里，东走大海。
如此壮浪景象，定非肉眼可以穷极，作者是想落天外，“自道所得”，语带夸张。上句写大河之来，势不可挡；下句写大河之去，势不可回。
一涨一消，形成舒卷往复的咏叹味，是短促的单句（如“黄河落天走东海”）所没有的。紧接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恰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如果说前二句为空间范畴的夸张，这二句则是时间范畴的夸张。悲叹人生短促，而不直言自伤老大，却说“高堂明镜悲白发”，一种搔首顾影、徒呼奈何的情态宛如画出。
将人生由青春至衰老的全过程说成“朝”“暮”间事，把本来短暂的说得更短暂，与前两句把本来壮浪的说得更壮浪，是“反向”的夸张。于是，开篇的这组排比长句既有比意——以河水一去不返喻人生易逝，又有反衬作用——以黄河的伟大永恒形出生命的渺小脆弱。
这个开端可谓悲感已极，却不堕纤弱，可说是巨人式的感伤，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同时也是由长句排比开篇的气势感造成的。这种开篇的手法作者常用，他如“弃我去者，咋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沈德潜说：“此种格调，太白从心化出”，可见其颇具创造性。
此诗两作“君不见”的呼告（一般乐府诗只于篇首或篇末偶一用之），又使诗句感情色彩大大增强。诗有所谓大开大阖者，此可谓大开。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悲感虽然不免，但悲观却非李白性分之所近。在他看来，只要“人生得意”便无所遗憾，当纵情欢乐。
五六两句便是一个逆转，由“悲”而翻作“欢”“乐”。从此直到“杯莫停”，诗情渐趋狂放。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行乐不可无酒，这就入题。但句中未直写杯中之物，而用“金樽”“对月”的形象语言出之，不特生动，更将饮酒诗意化了；未直写应该痛饮狂欢，而以“莫使”“空”的双重否定句式代替直陈，语气更为强调。
“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似乎是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然而只不过是现象而已。诗人“得意”过没有？“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似乎得意过；然而那不过是一场幻影，“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又似乎并没有得意，有的是失望与愤慨。
但就此消沉么？否。诗人于是用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一个令人击节赞叹的句子。
“有用”而“必”，一何自信！简直象是人的价值宣言，而这个人——“我”——是须大写的。于此，从貌似消极的现象中露出了深藏其内的一种怀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积极的本质内容来。
正是“长风破浪会有时”，为什么不为这样的未来痛饮高歌呢！破费又算得了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又是一个高度自信的惊人之句，能驱使金钱而不为金钱所使，真足令一切凡夫俗子们咋舌。诗如其人，想诗人“曩者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何等豪举。
故此句深蕴在骨子里的豪情，绝非装腔作势者可得其万一。与此气派相当，作者描绘了一场盛筵，那决不是“菜要一碟乎，两碟乎？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而是整头整头地“烹羊宰牛”，不喝上“三百杯”决不甘休。
多痛快的筵宴，又是。
6.弱冠、而立、不惑、知天命、花甲、古稀、耄耋、期颐有什么典故来历
弱冠、而立、不惑、知天命、花甲、古稀、耄耋、期颐的典故介绍：1、弱冠 男子20岁称弱冠。
这时行冠礼，即戴上表示已成人的帽子，以示成年，但体犹未壮，还比较年少，故称“弱”。冠，帽子，指代成年。
后世泛指男子二十左右的年纪，不能用于女子。《说文》里：冠，弁冕之总名也。
谓之成人。在《礼记·曲礼上》记有：男子二十冠而字。
意思是，举行冠礼，并赐以字。冠岁，意思就是男子二十岁了，说明他刚刚到了成人年龄，二十岁也称“弱冠之年”。
出处《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曰弱冠”。2、而立 指年至三十，学有成就。
后来用“而立”指人30岁。因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论语·为政》），所以后代称30岁为“而立之年”。
3、不惑 指40岁。也指遇事能明辨不疑。
（1）谓遇事能明辨不疑。《论语·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唐 韩愈 《伯夷颂》：“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 宋 曾巩 《故翰林侍读学士钱公墓志铭》：“人以怒迁，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
（2）《论语·为政》：“四十而不惑。”后因以“不惑”为四十岁的代称。
晋 陶潜 《饮酒》诗之十六：“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 唐 李复言 《续玄怪录·木工蔡荣》："自幼信神只，每食必分置於地，潜祝土地，自总角至於不惑，未尝暂忘也。
" 清 方文 《初度》诗："行年将不惑，学道尚无闻。"4、知天命 是古人的形容人到了五十的事情，大雅的叙述方法。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刘氏《正义》说：“知天命者，知己为天所命，非虚生也。
盖夫子当衰周之时，贤圣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学之，知其有得，而自谦言无大过。
则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与己之不负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
命者，立之于己，而受之于天，圣人所不敢辞也。” 孔子学《易》，乃知天命。
吾人虽闻天命，未必能知，须先信赖圣言，以求知之。5、花甲 花甲之年：指60岁。
天干地支配合用来纪年，从甲起，六十年成一周，因此称六十岁为花甲。花甲：我国古代用干支记时间。
所谓干支，是天干地支的简称。天干有十，地支十二，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照顺序搭配成六十个单位，通常就叫作“六十花甲子”，也称“花甲”。
把这种记时间的词语移用到记人的年龄上，就以“年届花甲”或“花甲之年”来指人到60岁了。花甲：指六十岁，用干支纪年，错综搭配，六十年周而复始。
6、古稀 古代人活到70岁，也就很不容易了。杜甫有诗曰：“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后人就多依此诗，称70岁为“古稀之年”。 古稀寿：指70岁寿辰。
源于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诗句。 古稀之年、悬车之年、杖围之年：均指70岁。
明 李贽 《观音阁》诗之一："如何古希人，不识三伏苦。" 清 平步青 《霞外攟屑·掌故·瑞文端公重瞳》："公早贵，致位宰辅，寿臻古稀。
" 《当代》1981年第6期："他后悔自己的鲁莽行动，年届七旬，古稀高龄了，干么还这么不知轻重。"7、耄耋[mào dié] 耄，《盐铁论·孝养》中写道：“七十曰耄。”
《礼记·曲礼》说：“八十九十曰耋。” 耋，《尔雅·释言》注：“八十为耋。”
把上面几种说法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耄耋”是指人的高寿，大约是“七老八十”了。耄耋：泛指晚年。
耄，八九十岁的年纪。耄，七八十岁的年纪。
耄耋指八九十岁。毛传又云：“耋，老也，八十曰耋。”
后人因称八九十岁的老人为“耄耋”。 耄耋之年：指八九十岁。
九十岁也可称耄耋之年。 8、期颐 期，朱熹讲是“周匝之义”，即转过一圈了，“谓百年已周”。
颐，朱熹讲是“谓当养而已”。即生活起居诗人养护。
期颐就是指百岁之人。期颐指一百岁。
“期颐”是人寿至“百岁”的特称。《礼记·曲礼上》：“百年曰期颐。”
郑玄注：“期，犹要也；颐，养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尽养道而已。”
意思是：人至百岁，饮食、居住、动物等各方面都需要孝子照养，所以“百岁”称作“期颐”。 期颐之年：指百岁。
7.刘琨的典故
刘琨（271年—318年6月22日），字越石，西晋末年、十六国时期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
生平 早年生涯 刘琨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其祖父刘迈、父亲刘蕃都曾出任高官。
年轻时和祖逖要好，相约要做出一番事业，“闻鸡起舞”一词便出自他们二人的典故。但同时他也喜好奢靡虚浮的清谈风流，是以大富豪石崇为首的“二十四友”的成员。
八王之乱 刘琨历职太尉掾、著作郎、太学博士和尚书郎。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执政后，刘琨任记室督，又转从事中郎。
刘琨的姐夫是司马伦之子司马荂，所以刘琨父子兄弟以赵王姻亲并被委以重任，从而卷入了“八王之乱”的斗争中。司马伦篡位后，刘琨迁太子詹事。
永康二年（301年）三月，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聚兵数十万进攻洛阳。四月，司马伦以刘琨为冠军、假节，与孙会率领三万宿卫兵迎战司马颖于溴水（原出河南济源县，经孟县入黄河），因而麻痹轻敌，加之各部互不相从，不能统一指挥，司马颖趁势发动反攻，大败而还，因焚烧了河桥，才得以自保。
随著前线兵败，司马伦亲信、左卫将军王舆与洛阳城内诸将起兵反司马伦，率兵700余人由南掖门攻入皇宫，杀孙秀、孙会、士猗、许超等，囚司马伦，旋即赐死，迎惠帝自金墉城还宫。随后，司马颖、司马颐进占洛阳。
司马颖又派军南下阳翟，配合司马冏击降张泓等。六月，司马同率军数十万入洛阳，诏为后司马，执掌朝权。
司马冏因刘琨父兄名望很高，故未加罪，并且以其兄刘舆为中书郎，以刘琨为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 永宁二年（302年）骠骑将军司马乂与司马颙等里应外合攻杀司马冏，司马乂掌握朝权。
范阳王司马虓引刘琨为司马。 永安元年（304年）初，司马越发动兵变杀司马乂，迎司马颖进占洛阳，控制朝政。
是年七月，司马越等挟惠帝进攻司马颖，兵败东逃。司马颙乘机出兵攻占洛阳，迫惠帝与司马颖迁都长安，独专朝政。
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再度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战败。次年六月，司马越迎晋惠帝还洛阳，不久，司马颙与司马颖相继被杀。
王司马越执政后，以司马虓代刘乔为豫州刺史，刘乔举兵抵抗，刘琨率领突骑5000救司马虓，兵败与司马虓俱逃往河北，父母却陷于刘乔。司马虓领冀州，刘琨到幽州向王浚借突骑800，渡河击败刘乔，才救还父母。
接著，刘琨又与司马虓连败司马颖部，以功封广武侯，封邑2000户。在“八王之乱”中，刘舆、刘琨兄弟陷得很深，充当了这些人的帮凶。
征战并州 光熙元年九月，司马越为了扩张势力，派刘琨出任并州（今山西东部、河北西部）刺史、加振威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在此两年前匈奴王刘渊趁八王之乱已在并州起兵建立“汉”政权，后改称“赵”，史称前赵。
刘琨带领一千余人辗转离开首都洛阳，于元嘉元年（307年）春天到达晋阳（今山西太原）。当时的晋阳经历战乱，已成一座空城。
刘琨在左右强敌环俟的环境下安抚流民，发展生产，加强防御。不到一年晋阳就恢复了生气，成了东晋在匈奴敌后的少数几个割据政权之一。
当时的晋阳南面是强大的匈奴前赵，北面是正在崛起试图染指中原的拓跋鲜卑的代国，东面是和段部鲜卑结盟的幽州刺史王浚。刘琨和拓跋鲜卑首领拓跋猗卢结盟，和前赵石勒等大将的战斗互有胜负。
一个叫徐润的河南人因为懂得音律得到刘琨的重用，此人无能而飞扬跋扈。奋威将军令狐盛进言要刘琨除去徐润，反被徐润诬杀，造成其子令狐泥等人的反叛。
刘琨吸引了许多志愿抗击匈奴、羯人的志士，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也使不少人离去。 建兴元年（313年），晋愍帝继位，封刘琨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
此时石勒在晋阳的东南襄国（今河北邢台）拥兵割据，势力日盛。他修书刘琨假意降晋，出兵消灭与刘琨有矛盾的王浚，而刘琨作壁上观。
建兴三年（315年）前赵刘曜击败刘琨，但因要攻打长安回兵。刘琨被晋愍帝封为司空、都督并冀幽诸军事。
次年刘曜攻破长安，西晋灭亡。 建兴四年（316年）石勒出兵进攻并州，刘琨不听劝阻全军尽出，中了埋伏大败，丢了并州，只身投奔鲜卑首领段匹磾。
建武元年（317年），刘琨率段部鲜卑的军队讨伐石勒，因段部鲜卑内部不和而流产。太兴元年（318年），段部鲜卑内斗，刘琨被段匹磾怀疑投入大牢，并于次年6月22日缢杀。
文化造诣 音乐 刘琨精通音律，创作了《胡笳五弄》，在传统的琴曲中加入北方游牧民族的音调，描写北方历经战乱的景象，抒发了思乡爱国之情。 曾经有一次前赵匈奴围攻晋阳。
刘琨登城清啸，半夜又奏胡笳（一说指挥一队士兵奏胡笳），匈奴人听到后思乡流泪，无心再战，撤兵而去。 诗文 刘琨的诗文激昂悲壮，充满对战乱中的流民的同情和抵抗敌人的决心。
被囚后所作的《重赠卢谌诗》更是其代表作。此诗前半段引用了姜子牙、管仲、陈平、邓禹等人的典故，表达对晋室的忠诚。
后半段描述了自己壮志未酬的心情：“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后人纪念 后来有很多人创作了诗作，纪念刘琨在社稷将倾之际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
譬如李白“刘琨与祖逖，起舞鸡鸣晨”，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