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贵阳,是贵州省的首府。其实,宋朝的时候,今天的贵阳此地地名是‘贵州’。元朝贵州城一度改名为‘顺元城’,取意为‘顺服元朝’,但本地的老百姓仍称‘贵州’。明朝时,由于四条驿道在贵阳汇聚,贵阳的战略地位提升,成为到四川、湖南、广西几省的必经之地,因此在贵阳设立了‘贵州布政司’,此时‘贵州’既是省名,又是市名,并行不悖。但自明初开始,‘贵阳‘一名逐渐成为今天贵阳的主要名称。
“贵阳是取‘贵山之阳’的意思,即‘贵山之南’。据说贵山就是今天八角岩后面那座小山,山有贵人之气,贵山对富水,于是最初的贵阳城就建在了贵山和富水之间,采集富贵之气。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以前,贵州为荆州西南裔。
属于“荆楚”之一部。春秋时期 属于牂牁国之辖地,其政治中心叫夜郎邑(今安顺一带)。
春秋末期,牂牁北部领土,仍以夜郎邑为中心,定国号为“夜郎”战国时期 归属南夷夜郎国。 汉朝 东、西汉朝时期 由牂牁郡所辖。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王然于、吕越人等出使滇国和夜郎。滇王向使者询问汉之疆域曰:“汉孰与我大?”汉使到了夜郎,夜郎王也问了同样的话,惹得汉使捧腹大笑,这便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典故。
唐朝 唐朝时 属于矩州,宋朝时期称贵阳为“贵州”。 元朝 至元十六年(1279年) 设立八番罗甸宣慰司。
至元十九年(1282年) 设立顺元等路军民宣慰司。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 顺元、八番两宣慰司合并,设立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于贵阳,仍然称作贵州,但元朝统治者称顺元城。
明朝 明朝永乐十一年(即1413年) 设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于贵阳,贵州正式成为明朝的第13个行省。隆庆二年(1568年) 移程番府(现今惠水县)到贵州城(即今贵阳市区)。
隆庆三年(1569年)3月 更改程番府为贵阳府,“贵阳”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万历十四年(1586年) 设立新贵县隶贵阳府。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升格贵阳府为贵阳军民府。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 划新贵县、定番州地之一部分置贵定县,隶属贵阳军民府。
崇祯四年(1631年) 以宋氏亲领洪边十二马头地置开州(今开阳县)。明末 贵阳军民府辖新贵县、贵定县、开州(今开阳县)、广顺州(今属长顺县)、定番州(今惠水县),亲领四个长官司。
清朝 于清朝顺治十六年(1659年) 设立了贵州巡抚驻贵阳军民府。至康熙五年(1666年) 移云贵总督驻贵阳。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 以贵州卫、贵州前卫地置贵筑县,与新贵县同城,改贵阳军民府为贵阳府。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 新贵县并入贵筑县。
乾隆十四年(1749年) 贵阳府统辖贵筑县、贵定县、龙里县、修文县、开州(今开阳县)、定番州(今惠水县)、广顺州(今属长顺县)、长寨厅(今属长顺县)。光绪七年(1881年) 增辖罗斛厅(今罗甸县)。
清末 贵阳府辖四县三州一厅,即贵筑县、贵定县、龙里县、修文县、开州(今开阳县)、广顺州(今长顺县)、定番州(今惠水县)、罗斛厅(今罗甸县)。 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3年(1914年) 废贵阳府并设立贵阳县,此前的贵筑县移驻至扎佐,后移至息烽,改名为息烽县。
当时贵州为道治分三道,贵阳县属于黔中道。民国9年(1920年) 废黔中道,贵阳县直属贵州省长公署。
民国25年(1936年) 贵州省分设八个行政督察区,贵阳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民国26年(1937年) 贵阳县直属省政府管辖。
民国30年(1941年) 7月1日,贵阳市正式成立,撤销贵阳县,另设贵筑县驻花溪。民国33年(1944年) 贵阳市设九个区,其中一至五区为城区,六至九区为郊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1月15日 贵阳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1月23日 贵阳市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1月24日 贵阳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修文成立,辖修文、龙里、贵定、息烽、开阳、贵筑、清镇、惠水、瓮安、长顺、罗甸十一个县。1950年5月 贵阳市划分为七个区。
一至四区为城区,五至七区为郊区。1952年 贵阳行政专署撤销,设贵定专区。
1954年 贵筑县划归贵阳市管辖。1955年春 贵阳市人民政府改称贵阳市人民委员会。
1957年 撤销贵筑县,将原贵筑县大部分地区划入贵阳市,将原安顺专区的清镇、修文、开阳三个县及原属黔南州的惠水县划归贵阳市管辖。1958年2月 接管贵筑县辖区。
1963年10月 开阳县划归遵义专署,修文县、清镇县划归安顺专署,惠水县划归黔南自治州。1967年3月 成立毛泽东思想贵阳市革命委员会,同年8月,改称贵阳市革命委员会。
1973年6月 建立白云区。1982年8月 将贵阳市革命委员会恢复为贵阳市人民政府。
1992年 清镇撤县设市。1993年6月 撤销花溪区小河镇、南明区小河街道办事处,成立市辖副县级小河镇。
1996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原由安顺地区管辖的清镇市、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划归贵阳市管辖。
2000年4月金阳新区宣布开始建设。2001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设立贵阳市小河区。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贵阳,位于云贵高原东部,为贵州省省会,也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由于古代贵阳盛产竹子,并以制作乐器“筑”而闻名,所以简称筑;又因为它地处山地丘陵之间,所以还享有“山国之都”的美誉。
贵阳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城市,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着苗、布依、侗、回等30多个少数民族,自古就有着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和璀璨的民族文化。
这里的喀斯特地貌发育完全,地形多样。地上奇峰翠谷,山环水绕;地下溶洞群落,别有洞天。明山、秀水、幽林、奇洞、古寺浑然一体,相映生辉,形成了雄奇秀丽、独具特色的高原自然景观。其中,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红枫湖,4个省级风景名胜区花溪、百花湖、修文阳明风景名胜区和息烽风景名胜区。
贵州故事7:撤省之争 贵州建省后,“财赋不及江南一县”,每年收的田粮都不够发“工资”。
朝廷要从四川、湖广等省调拨粮饷来支援贵州,当时称之为“协济”。这个外来“协济”银粮若不如期运到,贵州财政就发生恐慌。
历任贵州巡抚、总督都以催促协济为首要任务。加之有些地方官吏又不断对当地老百姓索取无度,贪污腐败也时有产生,不少府县的少数民族常常发生骚乱。
这当然又不得不增加了军费支出。这些复杂因素加在—块,使明王朝对于如何治黔产生了不同看法与争论。
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明成祖永乐皇帝已经死去26年,贵州建省已经37年,朝廷也已换了几茬皇帝,轮到明代宗即位。当时,有个吏部侍郎叫何文渊,他上了一个奏折,提出撤销贵州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退回洪武年间设贵州都指挥使司状况。
他的理由是,明开国之初,贵州只设三个宣慰司,由土司管理少数民族,中央只在贵州设都指挥镇守其地,“事省民安,远人畏服”。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成为全国十三个行省之一,结果是:官多民少,官索民财,土民受逼,以致生事激变,兵疲民困,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司筹运粮饷,劳苦万端。
加以贵州地方“山岭高峻,林木深奥,虽然有雄兵猛将,急难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无常”,所以,他主张放弃对贵州的直接行政管理,只派一大将镇守,赏赐招抚少数民族。等西北安宁以后,再研究贵州建制问题。
何文渊的奏折,明代宗皇帝批转给兵部研究。以兵部尚书于谦为代表,坚决反对何文渊的意见。
他认为,贵州虽然僻在一隅,人多“顽犷”,但是那块地方是太祖高皇帝开创于前,太宗文皇帝经营于后,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法制已定,地方无虞。
这些年主要是因为边将处理问题失误,加上征南之师数出,兵疲于久戍,民困于运输,才引发了一些地方趁机生乱。但是,贵州地方各级官员还是能够效力死守,不曾将贵州遗弃。
何况土地是祖宗之土地,人民系祖宗之人民,岂可轻易弃置。应当让贵州总督等官员认真研究,提出“上不违祖宗之成法,下不贻边境之后患”的处置意见,并建议派何文渊去贵州处理有关问题,因为何文渊曾经出差贵州,熟谙本处山川险易,夷情向背。
这样,又把球踢给了何文渊。皇帝基本上倾向兵部的建议,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态度,批示:“不必差官”,只发个文书,给贵州总督等人相机处置就行了。
建省与撤省之争,就此不了了之。 现在看来,何文渊与于谦互相对立的意见,都没有抓到贵州作为西南几省的枢纽战略区位有无建省之必要的实质。
到了清康熙年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中,才对贵州区位的战略意义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评述。 在该书《贵州方舆纪要序》中,顾祖禹一开头就写道:“贵州蕞尔之地也;其形势有可言乎?”“蕞小”是非常小的意思。
开门见山提出这个问题,意思是说,对贵州这样小小地方,其地理形势有什么可说的呢?顾祖禹这话说得也对。按现在贵州省的土地面积在全国不算“蕞小”,它大于江西、河南、山西、山东、辽宁、福建、江苏、浙江、宁夏、台湾、海南等省区。
但在顾祖禹写此序时,贵州土地面积在十三个布政司中是最小的,大约为云南省的三分之一,四川省的四分之一,广西的二分之一。初建省时贵州所辖地域仅11万平方公里、今遵义市及天柱、荔波、罗甸、册亨等许多地方都不在贵州辖内。
然而,顾祖禹引《孙子兵法》说道:“孙子有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即地之形势,亦安有常哉?!”这儿,他明确了一个立论原则,即一个地区的形势,要与整个全局的形势演变相联系来观察,区位战略重要性是要随大格局的变动而变的。接着,顾祖禹详细考察了贵州的历史地理形势,他说:“常考贵州之地,虽然偏隅偏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今玉屏)、清浪(今镇远)以西,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
他把贵州在西南地区所处形势,比做如同一个人体的“胸腹”与“两臂”那样,进可攻,退可守:他说,“守偏桥(今施秉)、铜鼓(今锦屏),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踞普安(今安龙)、乌撒(今威宁)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
扼平越(今福泉)、永宁(今四川叙永),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争也。……”他反过来问,如此看来,还能说贵州小小的蕞尔之地不重要吗? 他是从贵州作为湖南、四川、云南、广西的重要交通枢纽,使整个西南连成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观察贵州区位的重要性。
贵州这个地理区位,在西南是独一无二的,对沟通西北,沟通华南,东出华中,都是一个不可逾越、不可梗塞、不可忽视的战略腹地。 事实上,贵州建省在全国不算晚,明十三个行省有贵州,清十八个行省也有贵州。
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贵州省十七万多平方公里的疆域。何文渊撤省之说,不仅被历史事实否定了,而且省域还扩大了三分之一。
(摘自《贵阳日报》。标题中“贵州故事”为本博所加)。
杨龙友(1596-1646),名文骢,号山子,万历24年生于贵阳城南郊的石林精舍。故居已荡然无存,大概就是在南明畔某一风景佳丽的地方。万历46年(1618),龙友乡试中举,约在此年与马士英之妹结婚。天启元年(1621),安邦彦进围贵阳城,龙友曾募士随父拒守。次年,贵阳围解,龙友率所募追击,克之。
天启4年(1624)龙友28岁时奉母移家南京。不久复社组建,杨龙友加入成为早期社员,与复社领袖张溥及后称“复社四公子”中的陈子龙、吴应箕等交好。后与陈继儒、董其昌、倪元璐等名士交游甚密。
王阳明(1427-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遗憾的是,人们但知王阳明生于浙江,却没有充分重视他“成道于贵州”。其实,阳明心学的起点是“龙场悟道”,它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倘若不经此“大彻大悟”,王学恐怕很难臻于炉火炖青的境界。长期以来,“龙场悟道”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恍然大悟,而忽略了其间许多思想转变及理论形成了重大情节。王阳明学说,并不是产生于他那“水乡泽国”的故乡,而是产生在穷乡僻壤的龙场。
黔灵湖于1954年拦大罗溪水筑坝而成,湖面积28公顷。
1999年,市政府加大对公园建设的投入,完成了黔灵湖清淤工程,使湖库容量加大,大坝更加稳固,水质更加清澈。湖光山色,静雅宜人。
廓桥水榭,绿杨碧柳,更具黔山秀水的景致。建于1958年的“解放贵州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在黔灵湖西岸。
1999年市政府投入专款,进行改造。更换纪念碑护栏为汉白玉,广场为花岗岩地面,湖畔护栏为草白玉,调整了纪念碑周围的绿化植被,纪念碑显得更加庄严肃穆。
自1954年形成至今,黔灵湖成为许多贵阳市民的消暑纳凉之地,更是众多游泳爱好者活动的首选之地。过去,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除了游船荡漾,人们都会看到湖中众多游泳爱好者的身影。
你好 确实没有以贵阳为都城的朝代不过在其附近建都城的倒有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以前,贵州为荆州西南裔。
属于“荆楚”或“南蛮”之一部。春秋时期 属于牂牁国之辖地,其政治中心叫夜郎邑(今安顺一带)。
春秋末期,牂牁北部领土,仍以夜郎邑为中心,定国号为“夜郎”战国时期 归属南夷夜郎国。 东、西汉朝时期 贵阳由牂牁郡所辖。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王然于、吕越人等出使滇国和夜郎。滇王向使者询问汉之疆域曰:“汉孰与我大?”汉使到了夜郎,夜郎王也问了同样的话,惹得汉使捧腹大笑,这便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典故。
唐朝时 属于矩州,宋朝时期称贵阳为“贵州”。
吸引了不少中外学者和游客。
7月27日,妈妈陪同重庆钢厂的同志去黄果树瀑布游览时,把我和妹妹也带上了。我们坐着厂车,穿过繁华的城市,汽车便向郊外的公路驶去。这时,我的心啊,早已飞到了日思夜想的黄果树瀑布公园。 “到了,到了!”车上的人欢呼起来,我和妹妹高兴得手舞足蹈。“啪”,车门开了,我们迅速下了车,购了门票,便急忙向公园里走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依崖而立的一座亭阁。这座亭子古典、雅致,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亭的正中雕刻着三个大字;观瀑亭。亭子两边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下联是“红霞似锦何须梭织天生成”。这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叔叔激动地说:“妙极了,观瀑亭想必就是观看瀑布的最佳角度了吧!”说着,我们便顺着石径再往下走约百余步,就来到座落在葱郁的树林中的茶室。它高二层,正好和瀑布遥遥相对。从茶楼到瀑布,有千余级台阶,一步一景,松青竹绿,山雀争鸣,嘤嘤成韵,使游人心旷神怡。路旁有摆摊出售芭蕉、黄果、桔子的布依族姑娘,还有专门为游人摄影留念的个体摄影师。
我们来到瀑布前,仔细端详起那壮丽的风采。你瞧,在绿树成荫的两山之间夹着雄伟的大瀑布。急剧飞奔的水花,直泻而下,像奔腾咆哮的万匹野马破云而来,又像神话中的仙女披着银纱,在斜阳的照射下,光彩夺目。这时,我不禁想起唐代诗人李白写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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