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的典故(韩非囚秦的故事)
1.韩非囚秦的故事
秦国大兵压境，韩王慌了手脚。正仓皇间，忽然传来消息，说秦军此次攻韩，只为得到韩非。韩王擦擦汗，好不容易镇定下来，说：“我道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人，兴师动众的，太无聊！传我的命令，叫公子非赶紧给我收拾东西，立马滚到秦国去！”
韩非以韩国求和使者的身份到了秦国，秦王大喜过望，把韩非扣留在秦国，每天与他谈论治国方略。韩非对“法”“术”“势”等观念和方针的阐释与秦王的想法一拍即合，使秦王感到相见恨晚，预备拜韩非做客卿。
这时候，最着急的莫过于李斯了。李斯一直觊觎相位，如今来了韩非，凭借韩非的才能，迟早要得到秦王的重用，那他李斯不就变成多余了么。
李斯就三天两头在秦王耳边吹风，说韩非是韩国公子，不会为秦国所用——不像他李斯，虽然也是外国人，但毕竟不是公子呀。宗亲血脉，打断骨头连着筋，秦国有朝一日要灭韩，韩非终究会有二心的。
秦王政架不住李斯的思想攻势，糊里糊涂地下令把韩非下到大狱里去。这下可撞到了李斯的枪口上：李斯正好是负责刑狱的官员呢！在李斯的关照下，韩非的申诉状递不上去，秦王每天听到的汇报都是韩非辱骂秦王、一心回国。终于有一天，嬴政丧失了耐心，默许了李斯的请示：处死韩非。
韩非瞧见李斯送来的毒酒，一霎时全明白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渺无希望了，微微笑了笑，端起毒酒一饮而尽。临终前他对李斯说：“世事有道，命运无常；乍死乍生，一存一亡。请你好自为之吧，不要落得同我一般下场。”
韩非刚咽气，秦王的使者匆匆赶到了。原来秦王政发觉李斯动机不纯，也后悔下令处死韩非，派人前来阻拦。只晚了一小会儿，就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
李斯表面上做出很惋惜很为难的样子，内心里发出一连串冷笑。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韩非对他的预言一语成谶：二十五年后，李斯被秦二世和赵高扣上谋反的罪名，腰斩于咸阳街市。
扩展资料
史书的记载：
《汉书》记载，韩王安的父亲桓惠王在位时屡受秦国侵略，处于西北部边境的上党、阳城、负黍、城皋、荥阳先后被秦军占领。为了防止秦国的进一步蚕食，桓惠王想出了一个转移秦国注意力的计策。
公元前246年，他派水利专家郑国去见刚刚亲政的秦王嬴政，极力劝说秦国修筑郑国渠。兴修水利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如果秦国全力修渠，势必无暇东顾，给韩国一个喘息的机会。
嬴政采纳了郑国的建议，在当年就开始凿泾水修渠，但在施工中，他突然发现了这是韩王的“疲秦”之计，怒气冲冲地要杀掉郑国。口才与水利技术同样精湛的郑国随即辩解说：“我确实是韩国的间谍，但修成水渠对秦国也是大利之事。我劝大王兴修水利不过延缓韩国寿命区区数年，为秦国的发展立的却是万世之功呀！”
嬴政认为有理，就让郑国继续修渠，水工间谍案到此告一段落。但秦王在调查郑国时，在他的住处发现了一本书，其中几篇文章深深地吸引了自己。
这就是韩非所著的《孤愤》、《五蠹》、《说难》等。嬴政将这几篇文章反复读了多遍，被作者深邃的思想、严密的思维、犀利的语言和有力的论证折服。他感叹道：“如果哪天得见此人，并与之交往，虽死而无憾矣！”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韩非
2.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的背景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 养非所用 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 《五蠹》 《内外储》 《说林》 《说难》等着作，洋洋十万余言。
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服毒自杀。
3.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出处：西汉 司马迁《报任安书》
释文：
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写成了《周易》；仲尼一生困顿不得志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就写成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就有《国语》传世；孙子受了膑刑，就编著了兵法书；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吕览》才流传于世；韩非被囚于秦，有《说难》、《孤愤》传世；《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者抒发悲愤之情的作品。
4.韩非的《说难》,《孤愤》的内容是什么
韩非子初见秦第一存韩第二难言第三爱臣第四主道第五有度第六二柄第七扬权第八八奸第九十过第十孤愤第十一说难第十二…… /page/baabb7c7d7d3/孤愤第十一书名：韩非子 作者：韩非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
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
是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当途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
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
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当途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
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因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
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
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途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
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
故其可以攻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
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
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
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
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
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羞而人主之论悖矣。
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
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而人主之明塞矣。
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
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故当世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
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
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途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
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
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5.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
韩非被秦国囚禁，写出了《说（shuì，税）难》、《孤愤》等文章；《诗经》的三百篇诗，大都是圣贤为抒发忧愤而创作出来的。
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回来后开始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后，才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才有《国语》的写作；孙子被砍断双脚，编撰出《兵法》著作；吕不韦贬官迁徙到蜀地，世上传出了《吕氏春秋》；韩非被秦国囚禁，写出了《说（shuì，税）难》、《孤愤》等文章；《诗经》的三百篇诗，大都是圣贤为抒发忧愤而创作出来的。
6.韩非子的典故
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沽，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揭示：
社会环境有时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例如：某地盛产煤，有商人欲投资，但附近有坏人团伙干扰，故商人下不了决心，最后只得作罢。
7.《说难》《孤愤》是韩非囚秦时所作吗
枣庄八中南校王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千古流传的名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说难》、《孤愤》是韩非在被囚秦国时所做，似乎已是铁板钉钉，毋庸置疑的事情了。但事实是，同样的作者，在不同的文章里却对这一事情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记载。
翻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却发现同是司马迁，对韩非之事却是这样写的：“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说难》等著作。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
这样截然不同的记载，究竟孰真孰假呢？我们还是梳理一下韩非的遭际吧！
韩非，是韩王安的儿子，他虽是战国末期最顶尖的人才，法家最杰出的代表，思想及政见均远超于在他之前的被秦孝公重用的商鞅，但“生于末世运偏消”，韩王的昏庸及韩国的积弱已使韩非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因而他退而著书，写成洋洋十万余言的文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记载当属真实可信。
《史记·韩世家》中记载：“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公元前234年，秦王发兵攻韩，指明要韩非到秦国来，公元前233年，“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史记·韩世家》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都明确记载，秦王是先读韩非之书，慕韩非之名，继之胁迫韩非到秦国来的，而且韩非在秦国的时间仅一年左右，而且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监狱中度过的，由此可见，《说难》《孤愤》并不是韩非在囚秦时所作。
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司马迁说这番话的目的是向好友任安表明自己忍辱苟活的目的是想效法先贤。“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作者列举的这些古圣先贤都是身居困境而志向远大，都是因其有未完之心愿而忍辱负重，并且都是在险恶的处境中著书立说，司马迁以这些圣贤自比、自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二是韩非因屡次向韩王进谏而不被采纳，反而遭疏远，无奈之际，悲愤之余，满怀一腔报国之志的韩非只好退而著书。此时的韩非已是心灰意冷，无论其身处韩国还是囚于秦国，对于韩非而言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有其著书的信念和理想在支撑着他，这一点，和“每念斯耻，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的司马迁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何其相似啊！
所以，司马迁故意将韩非著书的时间说成是在囚秦之时，也就在意料之中，情理之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