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油翁》是北宋欧阳修所著的一则寓言故事,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通过记述形象地说明了“熟能生巧”、“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原文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jīn)。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nì)之,久而不去。
见其发矢(shǐ)十中八九,但微颔(hàn)之。 康肃问曰:“汝(rǔ)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shú)尔。”
康肃忿(fèn)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zhuó)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sháo)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
因曰:“我亦无他,唯手熟(shú)尔。”康肃笑而遣(qiǎn)之。
译文 陈康肃公尧咨擅长射箭,在当时没有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他也凭着这种本领自我夸耀。他曾经在家圃里射箭,有个卖油的老翁放下担子,站在场边斜着眼看着他射箭,很久也没有离开。
(老翁)看见他射箭十支中射中八九支,只是微微点头。 陈康肃咨问(老翁):“你也懂得射箭吗?你怎么能质疑我的射箭技术?”卖油的老翁说:“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是熟练罢了。”
陈尧咨恼怒地说:“你怎么敢轻视我的射技!”老翁说:“凭我倒油(的经验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的。”于是就拿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用(一枚)铜钱盖在葫芦口上,慢慢地用杓子舀了油向下灌注,(油)从钱孔中注入,但钱币却未被沾湿。
(老翁)于是说:“我也没有别的(奥妙),只不过是手法熟练罢了。”陈尧咨(只好)笑着打发他走了。
作者 欧阳修生于(1007~1072年)北宋,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字永叔,谥号文忠,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意为:“藏书一万卷、金石拓片一千件、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醉翁一人”这六个“一”),汉族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
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
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
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
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
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景祐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祐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祐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
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
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
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
本文以韩愈为宗,倡导写作平实朴素的古文,反对当时盛行的崇尚藻饰的骈体“时文”,创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继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掀起了又一次文学革新运动,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在写作实践上有较高的成就,尤其是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对后世影响很大。
流传后世的有《六一诗话》、《欧阳文忠公文集》。 本文选自于《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 人物简介 陈尧咨(?—1034?),北宋人,字嘉谟,谥号康肃。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庚子科状元。陈尧咨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济州。
召为校书郎,值史馆,判三司度支勾院。擢右正言,知制诰。
奉诏担任殿试考官时,因接受请托,提携刘几道,被贬为单州团练。
“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句话是东晋晋元帝时期的王导的名言。
王导时任司空,行政级别相当于今天的3级公务员,即大至相当于副总理级别。而“伯仁”是另一个人,姓周名yi(左岂右页),字伯仁。
周伯仁时任尚书,行政级别相当于今天的3—4级公务员,大至相当于国务委员或某部部长。 话说王氏当时也是一个豪门大族,王导的一个亲兄弟叫王敦,时任江州牧(大致相当于武汉军区司令员),兼荆州刺史(大致相当于湖北省省长)。
在祖逖死后,王敦自恃文韬武略无人能敌,牛皮哄哄,很不买朝庭的账,不仅对中央的命令阳奉阴违,而且偶尔还直接跟中央对着干。晋元帝很是恼火。
此时晋元帝宠信刘槐刁协两个人,对这两个人言听计从。王敦自认为水平高过刘槐刁协,却偏不重用,大为光火,于是起兵造反,两万精兵,从武汉直扑南京,晋朝中央大惊。
此时刘槐向晋元帝建议,将在南京的王氏家族成员一律杀光。晋元帝不知如何考虑的,并未答应。
即便如此,王导听了,也大为惊恐。于是王导带着有官职的宗族子弟二十几个人,亲自到晋元帝前哭诉,说家门不幸,出了王敦这个叛臣逆子,但是我们一心为公,绝对忠于陛下。
不仅如此,此后每天,王导都带着这二十几个人,到中央办公室门口站着,以示清白,没有通敌。 有一天早晨,王导他们正站着的时候,晋元帝宣周伯仁进见,周伯仁大摇大摆从王导他们面前经过。
王导见了,大声叫道:“伯仁,我家几百口人,请您多关心啊!”熟料那周伯仁理也不理,抬头挺胸就进去了。周伯仁见了晋元帝,极力替王导开脱,说王导一向忠心,绝对不会跟王敦一起造反。
晋元帝觉得有理,就留周伯仁陪自己一起吃饭。周伯仁一向好酒,喝得稀里糊涂,这才告辞出来。
此时王导他们不知里面情况怎么样,还一直在外面站着呢。见周伯仁出来了,又低声下气,连叫“伯仁,伯仁”,结果周伯仁正眼没瞧他们,摇摇晃晃就回家了。
到了家,又连忙写了一篇奏折,词语恳切,替王导他们求情。 王导见周伯仁如此表现,那个气啊,就甭提了,不仅如此,更怀疑周伯仁向晋元帝说了自己的坏话了呢。
于是心里暗恨周伯仁。 却说王敦确实有两下子,二万精兵打得刘槐几万大军溃不成行,一路直逼,三下五除二就占了南京外城了。
晋元帝一看不好,一边连忙打发刘槐刁协逃跑,一边又忙着对王敦封官许愿。总而言之,王敦做了大官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兼中央军委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兼胡北省省长。
到此,王敦当然要大开杀戮了,对那些平时跟自己关系不好的,一律杀的杀贬的贬。周伯仁也不例外。
当然要杀。但是周伯仁当时是两大才子之一啊,很有名望,王敦的堂弟王彬痛哭流涕,劝王敦不要杀周伯仁,王敦看了王导一眼,王导一声不吭。
于是王敦大手一挥,杀!于是周伯仁人头落地。 第二天,王导当然可以直入朝庭了,于是王导神气活现地去中直机关转了一圈,突然在台子上发现了周伯仁给晋元帝的上书,这才发现周伯仁感情是外示无情,其实内里很是为王导开脱罪名的。
于是王导拿着周伯元的表书,痛哭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杀,幽冥中负此良友了。”。
《世说新语》载,公元322年,晋室重臣王敦起兵作乱,其弟王导及家族受牵连,为了请罪一大早王导带着王氏子弟跪在宫殿门前等候皇上发落。这时周靑进宫,王导希望周靑能替他说些好话,便小声对他说:“伯仁(周靑的字),我全家100多口,就靠你了。”结果周靑就当没听见,昂首走进宫去。等他从宫里出来,已经喝得晕乎乎的,王导和他招呼,他还是不理不睬,一边走还一边嘀咕:“今年杀贼子,取个斗大金印……”
后来王敦总揽朝政,要收拾周靑遂询问王导:“周靑也算是个人才,是不是给个官当当?”连问了几次,王导因想起周靑曾在宫门口不帮自己的事就一直都沉默不语。王敦见他这样就眼中凶光一闪:“如果不配为官,那么应该杀掉!”王导还是沉默。于是,周靑被王敦杀害。
后来,王导有一次在整理中书省的文件时,才发现周靑极力维护自己为自己辩白的奏章。又听说了那天自己跪在宫门时,周靑一进宫就激烈地维护王家全家,只不过没有在自己面前表示出来而已。联想到自己却在能救活他的时候没有伸手相救,一股强烈的负罪感涌上心头,他回家后对儿子们说:“我虽不杀伯仁,但是伯仁却因我而死。幽明之中,负此良友呀!”这就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这个典故的来历。
白居易对樊素相当喜爱,白居易的诗集中关于樊素的诗也不少比如下面这一首:
【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开成五年三月三十日作)】白居易
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独掩扉。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
闲听莺语移时立,思逐杨花触处飞。金带缒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胜衣。
这是唐文宗开成五年(836年)的春天,此时的白居易满头白发,病躯奄奄,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旧时,已经是风烛残年。酒宴散后,正值暮春三月,春尽花残,更添伤感。白居易突然感到莫名的惆怅和寂寞,他又想起了他最心爱的歌姬樊素,然而正像诗中所说的——“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樊素和那烂漫春光仿佛一起走远了,留下来的只有满怀的病愁。 在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 。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从上面的文字看,樊素不但文采极高,而且对白老爷子还是很有感情的。白居易心中又怎么能不难过?但是白居易让“未至衰摧”的樊素早点离开他,也是为了樊素将来的幸福着想。白老爷子去世时是七十四岁,距离樊素离开时又过了十多年,如果再留樊素十多年,樊素怎么也会有三十多岁了。在古代这个年龄就算相当大了,远不如二十来岁的她更能选得好人家,于是,白居易长叹一声,挥手作歌让她离去。
【不能忘情吟】 白居易
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厩,素返闺。
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姬!
乃目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 ,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译文:马儿你别叫了,素素你也别哭了,马要回圈,素素要回家。我虽然老病缠身,要离开你们,但还是比项羽当年对着乌骓马别虞姬的时候强。素素你再给我唱首杨柳枝的歌吧,我要醉一场。
“结草”的典故见于《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年的秋七月,秦桓公出兵伐晋,晋军和秦兵在晋地辅氏(今陕西大荔县)交战,晋将魏颗与秦将杜回相遇,二人厮杀在一起,正在难分难解之际,魏颗突然见一老人用草编的绳子套住杜回,使这位堂堂的秦国大力士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当场被魏颗所俘,使得魏颗在这次战役中大败秦师。 晋军获胜收兵后,当天夜里,魏颗在梦中见到那位白天为他结绳绊倒杜回的老人,老人说,我是祖姬的父亲。我在九泉之下感谢你救活女之恩,今天这样做是为了报答你! 原来,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位爱妾祖姬,无子。魏武子生病时嘱咐儿子魏颗说:“我若死了,你一定要选良配把她嫁出去。”后来魏武子病重,又对魏颗说:“我死之后,一定要让她为我殉葬,使我在九泉之下有伴。”等到魏武子死后,魏颗没有把祖姬杀死陪葬,而是把她嫁给了别人。其弟责问为何不尊父临终之愿,魏颗说:“人在病重的时候,神智是昏乱不清的,我嫁此女,是依据父亲神智清醒时的吩咐。”原文 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洛,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左传.宣公十五年》)
“结草”报恩的典故见于《左传》,据《左传•宣公十五年》上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大致意思是说: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个非常宠爱的小妾。魏武子刚生病的时候嘱咐儿子魏颗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把她嫁出去。”不久魏武子病重,又对魏颗说:“我死之后,一定要让她为我殉葬。”等到魏武子死后,魏颗没有把那爱妾杀死陪葬,而是把她嫁给了别人。魏颗说:“人在病重的时候,神智是昏乱不清的,我嫁此女,是依据父亲神智清醒时的吩咐。”后来,后来魏颗与秦将杜回交战,两军正在激战之时,战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老人,他用地上的草打成了许多结把杜回绊倒,魏颗因此活捉了杜回,秦军大败。当天夜里,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白天的那个老人对他说:“我是你所嫁的那个妇人的父亲,特来战场上结草报恩。” “衔环”的故事则见于《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注引《续齐谐记》,据说,杨震父亲杨宝九岁时,在华阴山北,见一黄雀被老鹰所伤,坠落在树下,为蝼蚁所困。杨宝可怜它,就把它带回家,放在巾箱中,每天特意用黄花喂它,百日之后的一天,黄雀羽毛丰满,就飞走了。当夜,有一黄衣童子向杨宝拜谢说:“我是西王母的使者,承蒙仁慈而有爱心的您搭救我,实在是感激不尽。”于是把四枚白环赠与杨宝,并说:“它可保佑您的子孙位列三公,为政清廉,处世行事象这玉环一样洁白无暇。”后来,果如黄衣童子所言,杨宝的儿子杨震、孙子杨秉、曾孙杨赐、玄孙杨彪四代都官至太尉,而且都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他们的美德为后人所传诵。 根据这两个传说,人们就将“结草”和“衔环”合在一起,用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
结草
jiécǎo
[repay fovars received even after one's death] 受人大恩,死后也要报答
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李密《陈情表》
结草衔环
jiécǎo-xiánhuán
[feel deeply grateful till death] 结草与衔环都是古代报恩的传说。前者讲一个士大夫将其父的爱妾另行嫁人,不使殉葬,爱妾已死去的父亲为替女儿报恩,将地上野草缠成乱结,绊倒恩人的敌手而取胜;后者讲有个儿童挽救了一只受困黄雀的性命,黄雀衔来白环四枚,声言此环可保恩人世代子子洁白,身居高位。后将二典故合成一句,比喻受人恩惠,定当厚报,生死不渝。也说“衔环结草”
【衔环结草】 《左传·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 颗(魏武子之子)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又《后汉书·杨震传》“杨震字伯起……父宝”李贤注引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华阴黄雀》:“宝(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於树下,为蝼蚁所困。宝取之以归,置巾箱中,唯食黄花,百馀日毛羽成,乃飞去。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爱救拯,实感成济。’以白环四枚与宝:‘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后以“衔环结草”为感恩报德的典故。
潘江陆海:钟嵘《诗品》:“陆(机)才如海,潘(岳)才如江。”
作为成语,一般写作“陆海潘江”。这里用来形容众宾客的文才。
这两句是说,敬请在座的诸位嘉宾,就象陆机、潘岳那样,各尽其才,写出精彩的诗篇吧。陆机(261-303年),西晋文学家,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人。
太康末年,与弟陆云同至洛阳,文才倾动一时,时称“二陆”。曾官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
善骈文,且多拟古之作。所作《文赋》为古代重要的文学论文。
《世说新语·周处》:“乃入吴寻二陆。平原(陆机曾任平原内史)不在,正见清河(陆云曾任清河内史)。”
潘岳(247-300),西晋文学家,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
诗名与陆机齐。其《悼亡诗》较有名。
南朝梁钟嵘《诗品》对陆机、潘岳诗作的评价极高,至于偏颇,他把陆机、潘岳列为上品,而列陶渊明为中品,曹操为下品,这就有欠公平了。
(1)据说:为了搞清白花蛇的形态,验证书本记载,李时珍来到了蕲州城北的龙蜂山捕蛇(白花蛇为蕲州特产),只听得有人唱道:“白花蛇,谁叫尔能辟风邪,上司索尔急如火,州中大夫只逼我,一时不得皮肉破”。随着歌谣而来的是几个肩背竹篓的捕蛇人,他们正朝着几棵石楠藤走去,据说白花蛇爱吃石楠藤的叶,所以石楠藤也就成了白花蛇的“家”,日夜盘缠在石楠藤上。捕蛇人发现白花蛇后,立即从地上捞起一把沙土,对准白花蛇撒去,说来也奇,白花蛇遇到沙土,真象面粉遇水一样,缩成了一团,捕蛇人立即上前用木叉往白花蛇的颈部叉去,另一手抓住蛇体的后部,这时白花蛇再也施不出威力来了。
李时珍定前去仔细观察了白花蛇的形态,只见蛇头大似三角形,嘴里长着4只长牙,背上有24块斜方格,腹部还有斑纹,与一般的蛇,确实不一样。接着,捕蛇人将蛇挂在路旁的小树上,用刀剖其腹,去其内脏,盘曲后装进了竹篓筐,据说,将蛇烘干后,才能当药用。李时珍记录了捕蛇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活动,不仅补充了本草书,也为后来编写《白花蛇传》,提供了重要材料。几年后,李时珍又根据白花蛇的祛风特性,制成了专治半身不遂中风症的“白花蛇酒”。据现代药理分析,证明白花蛇的提取物,具有镇静、镇痛,扩张血管和降压作用。
(2)尖吻蝮旧时产于蕲州龙峰山、麒麟山、凤凰山、雨湖一带,蕲春、浠水交界的三角山亦偶尔有可得。据清初顾景星的《黄公说字》说:“谨按蕲地花蛇,有黄白黑三种,黄白二花可货数十金。黑花不过数金而已。昔产龙峰山洞,今无有,惟三角山出,一岁不能多得,土人获此物必食荤物方可。否则,其走如飞,牙利而毒,如人手足为口齿所创,必以刀断去,稍迟则不能救。”并说:“市肆所货,皆浙蛇,非蕲蛇,花与指甲皆同,土人亦莫能辨。但三角山在二蕲交界之处,相传蛇一逾界,则只一目,……。”蕲蛇名贵求之者多。《黄州府志》载有民谣曰:“白花蛇,谁教尔能辟风邪,上司索尔急如火,舟中大夫只逼我,一时不得皮肉破……”。蕲蛇性喜潮湿阴凉处,多穴居栖息在山谷溪涧岩石上,落叶间,竹林下,草丛中,外出往往伏于烂草枯叶之间,以便于发起进攻、猎取食物和隐蔽自己。
(3)尖吻蝮系剧毒蛇。相传人被咬伤,不出五步即死,故称五步蛇。因其全身黑质白花,故又名白花蛇,还因为吻鳞与鼻间鳞均向背方翘起,所以还名褰鼻蛇。头呈三角形,背黑褐色,头腹及喉部白色,散布有少数黑褐色斑点,称“念珠斑”。尾部侧扁,尾尖一枚鳞片尖长,称角质刺,尖吻蝮若被逼捕得它无路可走时,它就调转“尾利钩”,破腹自杀,“死而眼光不陷。”
(4)尖吻蝮虽毒,却是中国的名贵传统中药,是封建王朝皇上指定进贡的珍品,也是出口的珍贵药材。关于它的习性和药用价值,在唐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说道:“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巳大风、挛、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宋庄绰《鸡肋编》载“白花蛇”条云:“今医家所用,惟取蕲州蕲阳镇山中者。去镇五六里有灵峰寺,寺后有洞,洞是皆此蛇,而极难得。得之者以充贡。洞内外财产,虽枯两目犹明;至黄梅诸县虽邻境,枯则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县又与黄梅为邻,间亦有之,枯则两目皆不明矣。”明大医药学家李时珍曾几次上蕲州龙峰山,目睹五步蛇吃石南藤及其被捕情况,根据实地观察,写了《白花蛇传》。他还在《本草纲目》中,对五步蛇的形态、习性、捕捉干制的方法和用途作了详尽的记述。他说:“花蛇,湖、蜀皆有,今惟以蕲蛇擅名。然蕲地亦不多得。市肆所货,官司取者,皆自江南兴国州诸山中来。”据他说:真正的蕲蛇,“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背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旁有念珠斑,尾尖有一佛指甲,多在石南滕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剖之置水中,自反尾涤其腹。“《尔雅·翼柴》亦有类似记载:蛇死后皆闭,惟蕲州花蛇开。如生舒、蕲两界间者,则一开一闭,故人以此验之。”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世说新语·文学》:“郑玄在马融门下”刘孝标注引《郑玄别传》:“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
欲玄必醉,会者三百馀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莫,度玄饮三百馀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马融和他的学生郑玄都是汉末大儒,但马融气量小。
郑玄被袁绍征召时,马融怕学生的成就超过自己,请杀手在半路杀郑玄。送别郑玄时,叫学生们每人敬酒三杯,想把郑玄灌醉,方便刺客下手。
不料郑玄酒量很大,从早到晚,一共喝了三百杯酒都没醉。后谓痛饮为一饮三百杯。
《将进酒》属汉乐府《鼓吹曲·铙歌》旧题,内容多写宴饮游乐。诗中表达了对怀才不遇的感叹,又抱着乐观、通达的情怀,也流露了人生几何当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
但全诗洋溢着豪情逸兴,取得出色的艺术成就。 李白咏酒的诗篇极能表现他的个性,这类诗固然数长安放还以后所作思想内容更为深沉,艺术表现更为成熟。
《将进酒》即其代表作。 《将进酒》原是汉乐府短箫铙歌的曲调,题目意绎即“劝酒歌”,故古词有“将进酒,乘大白”云。
作者这首“填之以申己意”(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的名篇,约作于天宝十一载(752),他当时与友人岑勋在嵩山另一好友元丹丘的颍阳山居为客,三人尝登高饮宴(《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不以千里遥,命驾来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岭宴碧霄。
对酒忽思我,长啸临清飙。”)。
人生快事莫若置酒会友,作者又正值“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萧士赟)之际,于是满腔不合时宜借酒兴诗情,来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抒。 诗篇发端就是两组排比长句,如挟天风海雨向读者迎面扑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颍阳去黄河不远,登高纵目,故借以起兴。黄河源远流长,落差极大,如从天而降,一泻千里,东走大海。
如此壮浪景象,定非肉眼可以穷极,作者是想落天外,“自道所得”,语带夸张。上句写大河之来,势不可挡;下句写大河之去,势不可回。
一涨一消,形成舒卷往复的咏叹味,是短促的单句(如“黄河落天走东海”)所没有的。紧接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恰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如果说前二句为空间范畴的夸张,这二句则是时间范畴的夸张。悲叹人生短促,而不直言自伤老大,却说“高堂明镜悲白发”,一种搔首顾影、徒呼奈何的情态宛如画出。
将人生由青春至衰老的全过程说成“朝”“暮”间事,把本来短暂的说得更短暂,与前两句把本来壮浪的说得更壮浪,是“反向”的夸张。于是,开篇的这组排比长句既有比意——以河水一去不返喻人生易逝,又有反衬作用——以黄河的伟大永恒形出生命的渺小脆弱。
这个开端可谓悲感已极,却不堕纤弱,可说是巨人式的感伤,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同时也是由长句排比开篇的气势感造成的。这种开篇的手法作者常用,他如“弃我去者,咋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沈德潜说:“此种格调,太白从心化出”,可见其颇具创造性。
此诗两作“君不见”的呼告(一般乐府诗只于篇首或篇末偶一用之),又使诗句感情色彩大大增强。诗有所谓大开大阖者,此可谓大开。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悲感虽然不免,但悲观却非李白性分之所近。在他看来,只要“人生得意”便无所遗憾,当纵情欢乐。
五六两句便是一个逆转,由“悲”而翻作“欢”“乐”。从此直到“杯莫停”,诗情渐趋狂放。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行乐不可无酒,这就入题。但句中未直写杯中之物,而用“金樽”“对月”的形象语言出之,不特生动,更将饮酒诗意化了;未直写应该痛饮狂欢,而以“莫使”“空”的双重否定句式代替直陈,语气更为强调。
“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似乎是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然而只不过是现象而已。诗人“得意”过没有?“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似乎得意过;然而那不过是一场幻影,“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又似乎并没有得意,有的是失望与愤慨。
但就此消沉么?否。诗人于是用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一个令人击节赞叹的句子。
“有用”而“必”,一何自信!简直象是人的价值宣言,而这个人——“我”——是须大写的。于此,从貌似消极的现象中露出了深藏其内的一种怀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积极的本质内容来。
正是“长风破浪会有时”,为什么不为这样的未来痛饮高歌呢!破费又算得了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又是一个高度自信的惊人之句,能驱使金钱而不为金钱所使,真足令一切凡夫俗子们咋舌。诗如其人,想诗人“曩者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何等豪举。
故此句深蕴在骨子里的豪情,绝非装腔作势者可得其万一。与此气派相当,作者描绘了一场盛筵,那决不是“菜要一碟乎,两碟乎?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而是整头整头地“烹羊宰牛”,不喝上“三百杯”决不甘休。
多痛快的筵宴,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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