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治国的典故(孔子以礼治国的含义)

1.孔子以礼治国的含义

礼的原则 “尊重”原则：要求在各种类型的人际交往活动中，以相互尊重为前提，要尊重对方，不损害对方利益；同时又要保持自尊。

宋刻本《礼记》“遵守”原则：遵守社会公德，遵时守信，真诚友善，谦虚随和。 “适度”原则：现代礼仪强调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一定要把握适度性，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应始终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把握好一定的分寸。

“自律”原则：交流双方在要求尊重自己之前，首先应当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要求。一 、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乱、军事上诸侯国互相征伐。自从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差不多。

各国为了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得到一块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崛起，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犯上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时期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人们的道德也逐渐沦丧。

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凡是讲实力的时代，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样混乱的社会，孔子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

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国工具是“礼” 孔子是一个十分懂得“礼”的人，据说他小时候就把礼器当玩具玩，《史记》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27]可谓天赋异秉。

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徵之矣。”[28]孔子对于夏礼、殷礼都很精通，但他认为夏、商、周的礼仪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0]。

可见，他认为周礼是最为完善的。 “礼”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31]。

也就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在进入王政时代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进，到了周代，经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更加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之中。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种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

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位置，协调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32]。到了孔子时代，周公所作的“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时期，孔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站出来，用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力图改变社会现状，这种精神是我们后世子孙们所应该敬仰和学习的。

孔子要用“礼”来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经问老师：“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33]子路觉得老师有些可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要想“正名”确实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他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这“名”怎么正呢？孔子对子路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4]所以说，孔子认为“正名”是治国的首要工作。

所谓“正名”，就是建立一个名实相符的社会，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不得僭越。齐景公曾经问孔子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个秩序合理严谨的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社会，季孙氏曾经用八佾的规模在庭院舞蹈，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

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发出一句响彻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见，当时礼制的破坏程度有多么厉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张。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还提出要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思想，即“齐之以礼”的思想。

“礼”的实行有两条缺一不可的途径：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孔子在教导他的学生子贡时说为人要“富而好礼”[37]，在教导他的学生颜渊时说要“克己复礼”[38]，在教导他的儿子孔鲤时说“不学礼，无以立”[39]，这就是说民众自己本身要以“礼”为自己的行。

2.哪些朝代是以礼治国获得成功的?

从我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开始，人治就已开始出现并流传下来，至民国时期才出现了法制并开始慢慢完善.并没有哪一个朝代是以礼治国或以孝治国、以佛教治国、运用了道家的思想治国、采用了韩非子的理念治国 等方法治国成功的（我说的是从始至终），这些方法只是作为人治的辅助手段来应用，并不能真正的拿来治理一个国家。

毕竟统治者是皇帝，就连一位先贤提出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理论都会被统治者改为“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更何况其他了。皇帝向来都是自予为天之子，即为真龙天子，怎会真的照老百姓的意思去做呢？“老子天下第一，尔等算老几”。

讲一下“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有关小知识：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是两千多年前的儒家亚圣孟子提出来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它的基本意思就是，普天之下人民最为重要，江山社稷尚在其次，而以君王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更是敬陪末座。

基于此，一切统治者都必须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只有老百姓满意了，江山社稷才会稳定，君王统治集团的利益才能巩固。这就是古圣先贤的民本思想，它不仅彰显了古中国贤哲们直面社会真理的勇气，也进一步告诉了世人中国古文化的厚重和大气！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有那么一群高唱着抛弃中国古文化糟粕的人，将儒家学说矮化为替古代君王统治保驾护航的罪恶工具，殊不知恰恰是他们自己吃不透儒家思想中的正确内涵而已。

譬如，他们只盯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论述这是封建秩序的伦理，可他们忽略了即便现代社会也是必须要维持上下级和父母子女间的合理关系的。如果下级轻易逾越并藐视上级，如果子女不尊重并肆意伤害父母，整个社会就将混乱不堪并缺乏片刻的安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明证。

至于后期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极端思想，才是被封建统治者收买的假儒学，与孔孟倡导的正本儒学是背道而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成为乱局和笑料的文革中，对某人的绝对崇拜和死忠以及凡是违背领袖意志的统统被打倒整死或致残，又恰恰是那些被帝王思想强奸了的假儒学的现代翻版。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因为提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差点在明朝时被朱元璋逐出儒家圣殿，其根源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违逆了帝王之道的本意。对一切帝王或统治者来说，正确的社会哲学秩序应该是倒过来的，也就是说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最重，江山社稷国家主权次之，而老百姓的利益才是最末。

对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者来说，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可以适当地出卖国家主权和破坏领土完整，而如蝼蚁一般的老百姓只不过是他们随意剥削和压迫的对象。于是过去的中国，暴戾贪婪的君王常常为一己之利惑乱天下，他们可以出卖祖宗辛苦打下来的江山社稷为的只是替自己的荣华富贵保留些喘息的空间，他们残民以逞要的就是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老百姓的痛苦之上。

当然，最终的结局就是，这种“君重民轻”的社会秩序注定无法久长，不是被忍无可忍的老百姓所推翻，就是被其他新兴势力所颠覆。于是一些聪明的君王便悟出了一些道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以食为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等等，这些道理其实就是从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生发而来。

可惜的是，由于封建政权体制上的严重缺陷，民本思想无法在统治者内部延续多久，就会迅速地被“君重民轻”的官本思想所取代，于是血腥的改朝换代历程又再度开始上演…… 有人说，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与孔子的“君臣父子”秩序相矛盾，而后者恰恰就是“君重民轻”的官本思想代言人。百草止水认为，持这一观点的人不仅不善思考，而且是望文生义的书呆子。

“民重君轻”思想说明人民是这个社会的根基，如果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整个国家或社会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正当理由，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之上的统治集团的利益也就微乎其微无足轻重。按照民本思想，如果少数人或单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群体或多数人的利益相一致，就必须予以重视；如果背道而驰，就必须予以校正。

所以少数人或单个人的利益不能凌驾于群体或多数人之上。但是，人民利益或单个人利益的确保又必须仰赖于国家及其统治者，国家的运转靠的是法令制度和道德规范，法令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制定与施展又要依赖于统治者。

因此，老百姓不得不接受统治者的领导和约制，晚辈不能不接受长辈的教育和指导，下级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号令和指挥。否则的话整个社会将会一盘散沙，不仅国家和社会混乱不堪危机重重，老百姓的利益也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这就是孔子“君臣父子”秩序理论的意义所在。所以说，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与孔子的“君臣父子”秩序并不矛盾，二者相辅相承，是儒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遗憾，中国的历代王朝，往往只是在始兴和中兴的时候稍微实践一下孟子的“民重君轻”理论。但是，随着王朝统治的持续，统治者就会把孔子的“君臣父子”秩序发挥到极端，从而最终沦落到“君重民轻”的帝王之。

3.在法治出现前,古代君王是怎样以礼治国的

礼，繁体写作礼，表示在礼器里面装满祭品举行祭祀的意思，本义是指祭祀神灵以求福，这个在原始时候就逐渐产生了，后来，祭祀的相关规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制度化，于是礼就逐渐发展成为整个部落以及整个国家的规章制度的总称，这就是礼制。

所以，礼本身就含有“法”的属性在里面，只不过那个时候不称“法”而称“礼”。只不过，礼制主要体现在政治秩序的确定方面，比如什么等级的贵族可以拥有什么权限，以及要履行何种义务，天子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诸侯国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卿大夫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但它一般不涉及“刑名”方面的东西，今天法律当中刑罚的部分，在周代主要以“刑”的形式表现。这就表现了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周代统治的本质是宗族政治，周是大家，诸侯国是中家，卿大夫是小家。

《小戴礼记》里面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在贵族阶层当中主要以礼来进行规范治理，而平民阶层，则侧重刑。

那么贵族阶级犯罪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就不处理呢？也不是的。主要是赐自尽或者带到隐秘地方秘密处死。

因为“刑”的本义是指残害身体，而残害身体对于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那么对于贵族，则不支持这样侮辱他，而是留给他最后的体面，所以赐自尽或者秘密处死。对于普通平民，则就是另外一种手腕了。

所以，总结起来，一方面，周代的礼就包含有法的属性在里面，另一方面，对于贵族和平民，主要采用礼和刑配套使用，分别对待，以达到统治的目的。

4.礼为天下先,以礼治国,以礼治家什么意思

这里所说的“礼”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礼貌”、“礼仪”，在儒家看来，维持社会运转的根本在于礼，而他们所谓的礼，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等级秩序、典章制度，“周礼”也就是周朝的制度。

所以，这句话原意是强调制度或者秩序对于国家、社会和家庭管理活动的重要作用，这种制度或秩序的实质就是宗法制、家长制，“三纲五常”这样一些古老的观念和传统，到了现在，一些人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将“礼”的概念进行了置换，用礼仪、礼貌取代了它的本来意思，当前社会，这种替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强调礼仪、礼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得通。

5.“礼”的来源、典故

“礼”原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就说：“礼，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可知，“礼”原来并没有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方面意义，在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开始有等级之分，宗教祭祀也随之出现了身份的限制和区分，于是，作为宗教祭祀仪态的“礼”便开始具有了社会身份区分的内容。逐渐转化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一种身份制度。

"礼"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奴隶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宗法与等级制度的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奴隶主贵族及封建地主阶级一切行为的准则。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

周公制礼，典章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备，发展到了“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程度，使孔子赞叹不已，宣称“吾从周”。

礼的本质 儒家鼓吹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点最能说明礼的涵义和本质。

礼既是富于差别性、因人而异的行为规范，所以“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每个人必须按照他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去选择相当于其身份的礼，符合这条件的为有礼，否则就是非礼。

礼的范围 礼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涉及人类各种行为和国家各种活动。

礼的作用 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社会秩序便可维持了，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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