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萍(带有萍字的典故成语)
1.带有萍字的典故、成语
▲带有“萍”字的成语：
萍水相逢 萍飘蓬转 鸥波萍迹 萍踪浪迹 萍踪浪影 风萍浪迹 断梗浮萍
梗泛萍飘 梗迹萍踪 浪迹萍踪 飘萍断梗 飘萍浪迹 断梗飘萍 泛萍浮梗
梗泛萍漂
▲带有“萍”字的典故：
【楚昭萍】
【楚江萍】
【江萍】
【吟白萍】
【食楚萍】
【梗泛萍漂】
【萍似斗】
【萍实】
【萍飘梗泛】
【楚昭萍实】
【楚萍】
【楚萍实】
【楚王之萍】
【楚王萍】
【楚后江萍】
【楚江萍实】
【臆度楚萍】
2.“分我杯羹”的典故
语出《史记·项羽本记》：“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 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羹：肉汁。桮，即“杯”。
后谓从他人那里分享利益为“分我杯羹”。
【成语故事】楚汉相争时期，项羽担心长期对峙下去对他不利，于是抓了刘邦的父亲，扬言刘邦不投降就杀了他父亲炖成肉羹吃，刘邦听说后说我们两人是结拜兄弟，我的父亲也是你的父亲，如果杀了的话就分一杯羹给他。项羽听从项伯的劝告没有动手杀人
3.鱼羊鲜的典故,
“鱼咬羊”，在民间又称为“天鲜配”、“天下第一鲜”，因为最腥与最膻能配出最鲜。清代，徽州府。有个农民带着四只羊乘船过练江，船小，一羊不慎落水，引来鱼群，群鱼抢食羊肉，吃得脑满肠肥晕头转向，一位渔民荡舟经过，撤了一网，收获众多。回家后，渔夫宰鱼，惊奇发现鱼肚装满碎羊肉，便将鱼宰净，碎羊肉重新填入鱼肚中，一道烧煮。结果烧出来的鱼，骨酥肉烂，不腥不膻，鱼汤鲜美，羊肉奇香，风味极其独特……久而久之，便成了徽菜中的名品。一说孔子周游列国初期，四处碰壁，举步维艰，连饭都吃不上，其弟子只能四处乞讨，一天，偶得一些鱼肉和羊肉，由于大家都饥肠辘辘，遂将鱼、羊肉混在一起煮，发现其味竟鲜美无比，自此流传开来。据说，“鲜”字便是这般得来哦。
另一说，北方人以羊为鲜，南方人以鳖为鲜，鳖、羊同蒸，聚南北两鲜于一盘，故称“鱼腹藏羊”。春秋时代，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其御厨易牙，善调五味，首创食疗养生膳，据说“鱼腹藏羊”便出自易牙之手，易牙将鳖与羊合蒸，味道鲜美无比，腥、膻味全消，故后人将鱼和羊组了个“鲜”字。这道宫廷名菜在南宋又称“鳖蒸羊”，与“鱼咬羊”有口味上的类似.
4.食言而肥的典故
食言而肥
“食言”，据《尔雅》解释：“食，言之伪也。……言而不行，如食之消尽，后终不行，前言为伪，故通称伪言为食言。”这就是说：凡假话都可以叫做“食言”。因为吃的东西，吃下就没了。假话也如此，说过就完了，不需要实行和兑现的。
形容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只图自己便宜，即为“食言而肥”。表示坚决履行诺言，说话一定算数，即为“决不食言”。
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载：
春秋时，鲁国大夫孟武伯，说话一贯无信，鲁哀公对他很不满。有一次，鲁哀公在五梧举行宴会，孟武伯照例参加，有个名叫郭重的大臣也在座。这郭重长得很肥胖，平时颇受哀公宠爱，因而常遭孟武伯的嫉妒和讥辱。这次孟武伯借着向哀公敬酒的机会，又向郭重道：“你吃了什么东西这样肥胖啊？”
鲁哀公听了，很觉厌恶，便代替郭重答道：“食言多也，能无肥乎！”这句话分明是反过来讽刺孟武伯惯于说话不算数，而且在宴会上当着群臣之面，出于国君之口，孟武伯顿时面红耳赤，感到万分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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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弥封的典故
宋代的科举考试，实行试卷糊名弥封和誊录法，比较有效地防止考官在评选时作弊。
唐代的科举考试，因试卷前写有举人的姓名、籍贯等项，世家豪族仍可靠其特权，在发榜前知其是否录取，考官也可从中耍弄手法，拉拢亲信。武则天时，因吏部选举多有不实，便命令应试举人自己将试卷上的名字糊起来，暗考以定等第。
但是此后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考官在录取中，仍然“兼采时望，不专词章”。北宋初年，仍沿袭唐代这种风气，同时考生“投卷”也很盛行。
主考官将去贡院的时候，达官贵人可以向他推荐人才，称为“公荐”。考生录取后，要向主考官谢恩，称主考官为“师门”、“恩门”，而自称“门生”。
为了防止权贵干扰，考官徇私，师生结党，赵匡胤和他的继承人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记载，建隆三年（公元926年）九月规定：“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兼不得呼春官（这里指知贡举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也载，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九月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廷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
《通考·选举考三》载：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苏易简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以后便建立了锁院制度。同年殿试，礼部奏名合格进士，采纳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初次实行“糊名考校”法。
即在举人考前先糊其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项，在决定录取卷后，再拆弥封，查对姓名、籍贯，借以杜绝考官“容私之弊”。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礼部试时，选派官员专司封印卷首。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七月，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从此，糊名考校就不仅施行于殿试、省试，也施行于诸州取解试了。
在实行弥封制不久，又发现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字画。后来，根据袁州人李夷宾的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专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
试卷弥封、誊写法的实行，应举者考试成绩的优劣“一决于文字”，这样，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从此，贵族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同等对待，贵族、官僚利用科举世袭的特权被取消了。事实证明，弥封、誊录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行之有效的考试方法之一，它对选拔人才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了北宋后期，特别是南渡以后，由于宋王朝的腐朽，科场舞弊层出不穷，糊名、誊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真宗时，监察御史张士逊任考场巡捕官，因有亲戚应试，向主考官提出辞职，以避嫌疑。
真宗立即下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即另设考场、另派考官。
这种做法唐代已有，但只限于省试，也不是定制。宋代别试成为一种制度，范围也扩大了，州试省试都相继实行。
宋代的知贡举（主考官）不是固定的，而是采取临时差遣，年年不同，不常任。唐代一般固定以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或礼部侍郎为主考官，而宋代任何官员都可以充任，并另增派权知贡举（副职）若干人，互相监督。
宋代的制科远不如唐代之盛。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增为六科，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又增为九科。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制科曾多次停罢，有时虽然举行，但应诏者极少。在宋王朝统治的321年中，制科御试仅有22次，被录取的不过41人而已。
至于书判拔萃、词学兼茂、博学宏词等科，完全是为了选拔草拟朝廷日用文字，诸如诏诰、章表、赦敕、檄书之类的人才，无论是考试内容或考试方法，和制科都是不一样的。宋朝统治者对于那些多次应试而不第的举人实行“特奏名”法，特赐各科“出身”。
唐末王仙芝起义时，进士“不得志者”如敬翔、李振等人，加入了起义军。为了防范失意士人心生异志，宋代统治者“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
所以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69年）三月规定，凡举人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终场者，特赐本科“出身”。从此，士大夫潦倒不第者都“觊觎一官，老死不止”。
这是“特奏名”法之始。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三月，又赐特奏名五次以上应试者本科等“出身”，年老者授将作监主簿。
由于特奏名的数量日益增多，“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所以，“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这是宋代统治者为防范士大夫卷入农民起义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宋代的武科，始于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仁宗亲试武举12人，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先试骑射，然后试策，“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可是不久就停止了。
后来，虽然也曾设立武学和恢复武举，以马射、步射、武艺、策略作为教学和考试的内容，但是并不为人重视。直至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武举殿试之后，才和文举一样赐给黄牒。
这科共选33人，第一名赐武举及第，其余并赐武举出身。但是，此后的武举并没有选拔出什么人才，只是为一些人提供进身之阶，于国家毫无意义。
除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外，宋代仕途中还有几种与前代不甚相。
6.正气歌里面的典故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
《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
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齐太史的故事，见之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
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 “董狐笔”的故事是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
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
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
赵盾毫无办法，只好叹口气，听任董狐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
这个故事记载于《左传·宣公二年》。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自古以来，是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
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不但保证了我国有着一以贯之的真实记载史事的大量历史著作，而且，这类历史著作对国君、大臣来说，多少总要使他们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遗臭于后世，从而也就产生了某种制约力量。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规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
这也是为了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
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这就是说，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文天祥《正气歌》中，他所列举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几个忠臣烈士，其中有“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颜常山舌”是指颜杲卿舌断仍喷血骂贼的壮烈事迹，而“张睢阳齿”，则讲得是唐将张巡固守睢阳，以身徇义的浩然正气。
张巡，邓州南阳人。史书称其“博通群书，晓战阵法。
气志高迈，略细节不以庸俗合，时人叵知也。”开元末年，他考中进士，显然是个文武双全的材料。
先为清河县令，政绩斐然。任满还长安，有人劝他巴结一下当朝显贵杨国忠。
张巡嗤之以鼻：“此人掌权绝非国家福祥之兆，怎能去攀附他呢。”不久，又被调往真源当县令，到任后就立即捕杀当地土豪华南金，威振方，人民敬戴。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后叛乱，连连攻陷宋州、曹州等地，谯郡太守杨万石降于贼军，逼张巡为长史，派他西去迎接贼军。张巡不受命，率属吏哭于玄元皇帝庙，感召众人，起兵抗击叛军，得众千余人。
当时，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令狐潮想率众投降贼军，下属百余人不从，全被令狐潮绑在一堆准备杀掉。恰值叛军薄城，令狐潮出去接应，被绑的义士们乘间解脱绳索，杀掉看守士卒，迎张巡等人入城。
张巡等人在城头上杀掉反贼令狐潮的妻子儿女，率兵拒战。 令狐潮愤怒至极，带上万贼兵猛攻雍丘，城内唐兵仅二、三千人。
面对惊恐之众，张巡对诸将说：“令狐潮等人对城中军情一清二楚，肯定有轻我之心。我们出其不意出击，肯定会让敌军惊溃，乘胜追击，定能大败他们。”
张巡就派千余人守城上，自己为前驱，以余军分成数队突然冲出城，令狐潮的贼军猝不及防，一时退却。转日。
叛军又猛然攻城，张巡在城上搭建防护楼橹，用柴火烧油烧掉敌军攻具无数，令对方不能近城，并不时乘间攻出城外，杀敌甚众。两个多月内，大小数百战，唐军甲不卸身，负伤战斗，最后竟打得令狐潮四万贼军掉头而逃。
唐军乘胜追击，差点生擒令狐潮。恼羞之下，令狐潮增兵又来，重新围城。
令狐潮与张巡是老相识，在城下劝诱张巡：“朝廷现在兵不能出关，天下大势已去，您以老弱残兵守此危城，尽忠无主，不如投降下城与我共图富贵。”张巡答言：“从古义来讲，君主杀掉父亲，为臣为子的不能报怨。
您以妻儿被杀怨恨朝廷，借贼之力想要报复，可以预见您最终一定为朝廷所戮，而且百世骂名难逃！您平生以忠义自诩，今日之事，忠义何在！”令狐潮羞愧而去。 由于当时各地交通隔绝，城中有六名将领暗中联合，一起到张巡面前表示说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