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著名的:牧野之战: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兵计伐商纣王,各诸侯国纷纷响应。讨纣大军连克许多商朝城池,在距都城朝歌只有七十里的牧野召开了誓师大会,列举了纣王的种种罪状。此时,商纣王正在和妃子饮酒取乐,忽然听到周武王进攻的消息,慌了手脚,匆匆率领七十万大军赶到牧野迎战。可纣王的前锋部队等战斗一打响,就倒转矛头,反戈一击,结果商军大败,血流成河。纣王逃回朝歌,知道大势已去,末日不远,就点火自焚了。商朝就此灭亡。
前徒倒戈:军队背叛,调转枪口攻击自己。
《尚书•武成》: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参考书籍上的)
原文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孙子兵法的谋攻引申出来的。意思是说表面上来看,指的是跟敌人作战 ,虽然杀了敌人一千,但是自己也损失了八百个人 ,双方的损失情况差距不多。表示如果跟人硬碰硬的较量,损失惨重的不只是敌人,实际是两败俱伤。
原句: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贲温,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表面上来看 ,指的是跟敌人作战 ,虽然杀了敌人一千 ,但是自己也损失了八百个人 ,双方的损失情况差距不多 .表示如果跟人硬碰硬的较量 ,损失惨重的不只是敌人 .
兵法里面讲究的是避其锋芒 ,攻敌之弱 ,最上乘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用最少的损失争取最大的胜利 .
所以说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绝对是不值得的 .
商朝末年,国家日渐衰落。当时的统治者纣王是个荒淫残暴的人,他好喝酒吃肉,于是命人在王宫中建造“酒池肉林”,让他享乐不尽。纣王贪恋美色,对宠妃妲己言听计从,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叔叔比干看不过眼,多次进宫劝谏,没想到竟被丧心病狂的商纣王掏了心。这件事闹得尽人皆知,人心涣散,商王朝的气数也随之走到尽头。
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周武王,已迫不及待,决定出师伐纣。武王的这一举动得到许多方国、部落的响应,他们纷纷追随武王。而此时纣王还在和他的姬妾饮酒作乐,在得知武王出师的消息后,纣王慌忙地组织大军应战。
但当时商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还在东南地区抵抗外敌,分身乏术,情急之下,纣王只好下令把大批奴隶和俘虏编入卫队,以抗击武王的大军。
甲子日清晨,轰轰烈烈的“牧野之战”拉开了序幕。周武王势在必行的决心,影响着每一个士兵。将士们情绪高涨,勇猛地向敌人发起进攻。而纣王组建的70万大军虽然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但大部分是临时拿来凑数的奴隶和俘虏,这些人对纣王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
两军交锋时,商军中的奴隶纷纷调转戈矛,直指纣王。纣王眼看大势已去,便逃回朝歌,在鹿台引火自焚,结束了商朝长达500多年的统治,这就是著名的历史事件——“武王伐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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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王伐纣胜利的原因有很多说法,有说是因为周武王讨伐商朝时有精密的讨伐策略,有说归功于以周部落为主的强大联盟军,也有说武王伐纣胜利的原因是因为得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但究其最主要的原因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民心涣散,商朝的将士无心恋战,倒戈相向。周武王、姜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乘虚蹈隙,大举伐纣,经过牧野之战,一战而胜,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
武王伐纣同时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个政治伦理的难题,西汉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说:“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意思是用暴力来取代暴力,却不知这种做法的错误。)
如果最高统治者残暴无道,下面的人可不可以用武力推翻他?如果不推翻,他会继续实行暴政;但如果要去推翻一个暴君,也会伤害许多人,还不一定能成功。
或者说,这里有一个“度”:过了某个限度也许就可以采取行动了。但即便如此,也还有对暴力属性的恒定评价。对于政治伦理的讨论,不争有时或许是明智的,但难题自然不会因为不争论就消失。也许,我们可以同时观照武王、夷齐两方的各自意义,乃至同时保持两种不同的观点。
日常政治伦理中大家还是反对暴力,维护能够保障人们安全与和平的政治秩序;但在有些特殊和紧迫的政治形势下,政治家可能也会有因时制宜的“权”,还是不得不采取某种断然的、道德上一般不应采取的措施。
但即便如此,也不要趾高气扬地去这样做,更不要号召人们为此大唱赞歌,尤其是涉及大规模暴力和战争的事情。故春秋老子有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语出:《道德经·第三十一章》,是说兵器这个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淡然处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牧野之战
你好
1.退避三舍
典 故: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亡十几年。
经过千幸万苦,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
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待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
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2.倒戈相向
典故:
周文王死了以后,他儿子武王即位。周武王拜太公望为师,并且要他的兄弟周公旦,召公襫作他的助手。继续整顿内政,扩充兵力,准备讨伐商纣。
第二年,周武王把军队开到盟津地方举行一次检阅,有八百多个小国诸侯,不约而同地来到盟津会师。大家都向武王提出,要他带领大家伐商。但是武王认为时机未到,检阅结束后又回到丰京。
这时候,纣的暴政越来越厉害了。商朝的贵族王子比干和箕子、微子非常担心,苦苦地劝说他别这样胡闹下去。纣不但不听,反而发起火来,把比干杀了,还惨无人道的叫人剖开比干的胸膛,把他的心掏出来,说要看看比干长的是什么心眼儿。箕子装作发疯,总算免了一死,被罚作奴隶,囚禁起来。微子看见商朝已经没有希望,就离开别都朝歌走了。
大约在公元前1066年,武王听到探子的报告,知道纣已经到了众叛亲的地步,认为时机成熟,便发兵五万,请精通兵法的太公望做元帅,渡过黄河东进。到了盟津,那八百诸侯又重新会师在一起。周武王还在盟津举行一次誓师大会,宣布了纣残害人民的罪状,鼓励大家同心伐纣。
在武王进军的路上,忽然有两个老人挡住了去路,要见武王。有人认出来,这两个人本来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哥哥叫佰夷,弟弟叫叔齐。孤竹国王很钟爱叔齐,想把王位让给他,伯夷知道老国王的心意,主动离开孤竹;叔齐不愿接受哥哥让给他的王位,也躲了起来。在周文王在世的时候,他们两人一起投奔周国,定居下来。这回听到武王要伐纣,便赶来阻止。
周武王接见他们时,两人拉住武王的马缰绳说:“纣王是天子,你是个臣子。臣子怎能讨伐天子,这可是大逆不道的是啊。”
武王左右将士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有的已经把剑拔出来,想杀他们。
太公望知道这两个人不过是书呆子,吩咐左右将士不要为难他们,把他们拉开算了。
周武王的讨伐大军士气旺盛,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离朝歌仅仅七十里的牧野。
纣王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拼凑了七十万人马,由他亲自率领,到牧野迎战。他想,武王的兵力不过五万人,七十万人还打不过五万人吗?
可是,那七十万商军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俘虏。他们平时受尽纣王的压迫和虐待,早就对纣王恨透了,谁也不想为纣王卖命。在牧野战场上,当周军勇猛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掉转矛头,纷纷倒戈,大批奴隶跟着周军一起攻打商军。七十万商军,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太公望指挥周军,趁势追击,一直追到商都朝歌。
商纣王逃回朝歌,眼看大事已去,当夜,就躲进鹿台,放了一把火,自己跳进火堆里自杀了。
词 目 中流击楫 发 音 zhōng liú jī jí 释 义 击:敲打;楫:浆。
比喻立志奋发图强。 出 处 《晋书·祖逖传》:“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 击楫中流 也作“中流击楫”,楫,船桨。出自《晋书·祖逖传》:“(逖)仍将本留徙部曲面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即东晋大将祖逖率部渡江,当船行到江中时,他敲着船桨发誓说,不收复中原,决不生还。后借指决心报效祖国,收复失地。
文天祥《贺赵侍郎月山启》:“慨然有神州陆沉之叹,发而为中流击楫之歌。”宋人赵善括《满江红·辛卯生日》:“颖脱难藏冲斗剑,誓清行击中流楫。”
又称“中流誓”,如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 自从匈奴人占领中原,北方有许多人避难到南方来。
刘琨的好友祖逖也带了几百家乡亲来到淮河流域一带。在逃难的行列中,祖逖主动出来指挥,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有病的坐,自己的粮食、衣服给大家一起吃用。
大家都十分敬重他,推他做首领。 到了泗口(今江苏清江市北),祖逖手下已经有一批壮士,他们都是背井离乡的北方人,希望祖逖带领他们早日恢复中原。
当时,司马睿还没有即皇帝位。祖逖渡江到建康,劝琅琊王司马睿说:“晋朝大乱,主要是由于皇室内部自相残杀,使胡人乘机会攻进了中原。
现在中原的百姓遭到敌人残酷迫害,人人想要起来反抗。只要大王下令出兵,派我们去收复失地。
那么北方各地的人民一定会群起响应。” 司马睿并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但是听祖逖说得有道理,也不好推辞,勉强答应他的请求,派他做豫州(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刺史,拨给一千个人吃的粮食和三千匹布,至于人马和武器,叫他自己想办法。
祖逖带着随同他一起来的几百家乡亲,组成一支队伍,横渡长江。船到江心的时候,祖逖拿着船桨,在船舷边拍打(文言是‘中流击楫”),向大家发誓说:“我祖逖如果不能扫平占领中原的敌人,决不再过这条大江。”
他的激昂的声调和豪壮的气概,使随行的壮士个个感动,人人激奋。 到了淮阴,他们停下来一面制造兵器,一面招兵买马,聚集了两千多人马,就向北进发了。
祖逖的军队一路上得到人民的支持,迅速收复了许多失地。当时,长江以北还有不少豪强地主,趁中原大乱的机会,占据堡坞,互相争夺。
祖逖说服他们停止内争,跟随他一起北伐,对不听号令、依附敌人的,就坚决打击。祖逖的威望就越来越高了。
刘琨在北方听到老朋友祖逖起兵北伐,也很高兴,说:“我夜间枕着兵器睡觉等天亮,就是一心要消灭敌人。现在祖逖跑到我前面去了。”
公元319年,陈留地方的豪强地主陈川投降后赵国主石勒,祖逖决定发兵进攻陈川。石勒派兵五万援救,被祖逖打得大败。
接着,后赵的将领桃豹和祖逖的部下韩潜又争夺蓬陂(在河南开封市附近)城。战斗了四十天,相持不下,双方的军粮都发生了困难。
有一天,祖逖用布袋装满了泥土,派一千多名兵士扛着,运到了晋营,装作运粮的样子。最后又派了几个兵士扛着几袋米,运到半路上,故意停下来休息。
桃豹在赵营内看到晋兵运来那么多的米,自然眼红,就趁晋兵休息的时候,派了大批兵士来抢。晋兵丢下米袋就逃。
赵营里早已断了粮,抢到了一点米,只能够勉强维持几天,但是大家看到晋营里军粮那么充足,军心就动摇起来了。桃豹赶快派人向石勒求救。
过了几天,石勒派了一千头驴子装运了粮食接济桃豹。祖逖早就探得情报,在路上设下伏兵,把后赵的粮食全部截夺下来。
这样一来,桃豹再也支持不住,连夜放弃阵地逃跑了。 祖逖领导晋兵艰苦斗争,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后赵的兵士陆续向祖逖投降的也很多。
晋元帝即位后,因为祖逖功劳大,封他为镇西将军。 祖逖在战斗的艰苦环境中,和将士们同甘共苦,自己的生活很节约,把省下的钱尽量帮助部下。
他还奖励耕作,招纳新归附的人。即使是跟自己关系疏远和地位低下的人,他也同样热情地对待。
生地的百姓都很拥护他。 有一次,祖逖举行宴会招待当地父老。
人们高兴得又是唱歌,又是跳舞。有些老人流着眼泪说:“我们都老了,今天能够在活着的日子里看到亲人,死了也可以闭上眼睛了。”
祖逖一面操练士兵,一面扩大兵马,预备继续北伐,收复黄河以北的国土。哪儿想到昏庸的晋元帝对祖逖竟放心不过,怕祖逖势力太大了不好控制,派了一个戴渊来当征西将军,统管北方六州的军事,叫祖逖归他指挥。
祖逖辛辛苦苦收复失地,反而受到朝廷的牵制,心里很不舒坦。 不久,祖逖听说他的好友刘琨在幽州被王敦派人害死,又听说晋元帝跟王敦正在明争暗斗,心里又是忧虑,又是气愤,终于得病死了。
豫州的男女老少听到祖逖去世的消息,像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伤心。 祖逖虽然没有完成恢复中原的事业,但他那中流击楫的英雄气概,一直被后代的人所传诵。
桂陵、马陵之战 桂陵之战可以用“围魏救韩”来解读;马陵之战则可用“减灶诱敌”来概括。
这两个战例完全体现了孙子兵法中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思想。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战国中期齐、魏两大国之间的两场著名战争。
当时齐国的军事家孙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孙武“避实而击虚”、“攻其所必救”、“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的作战指导思想,采取“围魏救赵”、“批亢捣虚”、“减灶诱敌”等高明战术,在桂陵和马陵地区,先后击败实力强大的魏国军队。这两场战争对于结束魏国在中原地区的霸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战国整个战略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后,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段干木等人,进行各方面的改革。通过改革,魏国迅速成为战国初期最为强盛的国家。
魏惠王继位以后,继承文侯、武候的霸业,继续积极向外扩张。魏国的勃兴和称霸,直接损害了楚、齐、秦等其他大国的利益,引起这些国家的普遍恐惧和忌恨,其中尤以齐、魏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就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公元前353年爆发了桂陵之战。当时魏国以主力攻赵,两军相持一年有余。
当邯郸形势危在旦夕,赵魏两国均已非常疲惫之时,齐威王认为出兵与魏军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正式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率齐军主力救援赵国。田忌计划直奔邯郸,同魏军主力交战,以解救赵围。
孙膑不赞成这种硬碰硬的战法,提出了“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正确策略。他说:要解开乱成一团的丝线,不能用手硬拉硬扯;要排解别人的聚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
派兵解围的道理也复如此,不能以硬碰硬,而应该采取“批亢捣虚”的办法,就是撇开强点,攻击弱点,避实击虚,冲其要害,使敌人感到形势不利,出现后顾之忧,自然也就解围了。孙膑进而分析道:现在魏、赵相攻经年,魏军的精锐部队悉在赵国,留在自己国内的是一些老弱残兵。
根据这一情况,他建议田忌应该迅速向魏国的都城大梁进军,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攻击它防备空虚的地方。他认为这样一来,魏军必然被迫回师自救,齐军可以一举而解救赵国之围,同时又能使魏军疲惫于路,便于最终击败它。
田忌虚心采纳了孙膑这一“批亢捣虚”的作战建议,统率齐军主力迅速向魏国国都大梁挺进。大梁是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时处于危急之中,魏军不得不以少数兵力控制历尽艰难刚刚攻克的邯郸,而由庞涓率主力急忙回救大梁。
这时候,齐军已将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作为预定的作战区域,迎击魏军于归途。魏军由于长期攻赵,兵力消耗很大,加以长途跋涉急行军,士卒疲惫不堪,面对占有先机之利、休整良好、士气旺盛的齐军的截击,顿时彻底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终于遭受到一次严重的失败。
其已经占据的邯郸等赵地,至此也就得而复失了。战国中期,魏国的实力要胜过齐国一筹,其军队也比齐军来得强大,所以荀子说过:“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然而齐军终竟在桂陵之战中重创了魏军。
原因无他,就是齐国战略方针的正确和孙膑作战指挥艺术的高明。在战略上,齐国适宜地表示了救赵的意向,从而使赵国坚定了抵抗魏军的决心,拖住了魏军;及时对次要的襄陵方向实施佯攻,使魏军陷入多线作战的被动处境;正确把握住魏、赵双方精疲力竭的有利时机,果断出击。
在作战指挥方面,孙膑能够正确分析敌我情势,选择适宜的作战方向,进攻敌人既是要害又呈空虚的国都大梁,迫使魏军回师救援,然后以逸待劳,乘隙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一举而胜之,自始至终都牢牢掌握住主动权。另外,主将田忌虚心听取 意见,从善如流,也为孙膑实施高明作战指挥,夺取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至于魏军的失败,也在于战略上未能掌握诸侯列国的动向,长期顿兵坚城,造成将士疲惫,后方空虚,加上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让对手牵着鼻子走,终于遭到挨打失败的命运。魏军虽在桂陵之战中严重失利,但是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而仍具有蔚为可观的实力。
到了公元前342年,它又穷兵黩武,发兵攻打比它弱小的兄弟之邦——韩国。韩国自然不是魏的对手,危急中遣使奉书向齐国求救。
韩国得到齐国答应救援的允诺,人心振奋,竭尽全力抵抗魏军进攻,但结果仍然是五战皆败,只好再次向齐告急。齐威王抓住魏、韩皆疲的时机,任命田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率领齐军直趋大梁。
孙膑在齐军中的角色,一如桂陵之战时那样:充任军师,居中调度。魏国眼见胜利在望之际,又是齐国从中作梗,其恼怒愤懑自不必多说。
于是决定放过韩国,转将兵锋指向齐军。其含义不言而喻:好好教训一下齐国,省得它日后再同自己捣乱。
魏惠王待攻韩的魏军撤回后,即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雄师10万之众,气势汹汹扑向齐军,企图同齐军一决胜负。这时齐军已进入魏国境内纵深地带,魏军尾随而来,一场鏖战是无可避免了。
仗该怎么打,孙膑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他针对魏兵强悍善战,素来蔑视齐军的实际情况,正确判断魏军一定会骄傲轻敌、急于求战、轻兵冒进。
根据这一分析,孙膑认为战胜貌似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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