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阮瑀(约165——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
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
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
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
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阮瑀(约165年一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以《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著名。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之为“奇才”。
所作章表书记皆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二人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
史载他曾在马上为曹操草拟致关西军阀韩遂书,书成后上呈曹操改定,操竟不能增减一字。现存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文气顺畅,舒卷自如,曹丕说他“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又与吴质书》)。
诗歌语言朴素,通常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歌有《驾出北郭门行》一诗,描写的是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较为 生动形象。
阮瑀的音乐修养也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都是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精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就叫七子湖 并不是七个湖
七子湖,此名取自建安七子。临漳人统称为七子湖。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三曹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城(今邯郸临漳县)中,又号“邺中七子”。
建安文学对后人的影响极大,临漳县曹魏邺城又是建安七子的居住地,七子湖是临漳人作为对建安七子怀念。
徐陈指东汉徐干和陈琳的并称,都是“建安七子”之一。
典源;《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
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玚,音徒哽反,一音畅。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诛诸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谏进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徵于他。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为乱阶。」进不纳其言,竟以取祸。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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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公元210年—263年),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三国时期魏诗人。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历史记载,阮籍有一项稀奇的本事,就是能为“青白眼”。遇到不喜欢的人,阮籍就只瞪出白眼球;遇上他尊敬赞赏的人,他才露出黑眼珠。
阮籍的母亲去世,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阮籍就翻着白眼,致使嵇喜不快离去。嵇康知道后,由于了解阮籍的性格,就干脆拿着酒坛和琴去看他。阮籍果然高兴,其豪放不羁、不拘俗礼的个性可见一斑。
才华横溢的阮籍,深处政治黑暗的年代,抱负难以实现,内心异常苦闷。在司马氏和曹魏之间,阮籍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他一方面巧妙地和司马氏周旋,不敢明显地顶撞,另一方面又用嘻笑怒骂、利落锋利的笔调讽刺司马氏的阴险与虚伪。
被压抑的个性反映到阮籍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他隐晦曲折的文风。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是阮籍文学成就的代表。其中,有对人生困境的思考,有对自由境界的追求,有玄远旷达的情怀,也有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终极目标。
蔑视礼教
阮籍一向蔑视礼教,好酒,醉后便睡在卖酒的美妇身旁,因其行为怪异,美妇的丈夫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轨。 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按照礼数,男女有别,他不得去送行,可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一些道学夫对此指指点点,阮籍满不在乎地说:“孔孟礼教,与我何干?”
醉酒拒亲
司马昭一直想拉笼阮籍,有人就给他出了个主意,与阮籍联姻,司马昭觉得此计甚妙,就派人到阮籍家提亲,要娶他的女儿为媳。 阮籍很清楚司马昭的用意,他根本就不想结这门亲,但又不能得罪司马昭,于是,他就拿出了绝招——“醉酒”。
他开始每天拼命地喝酒,每天都是酩酊大罪,不醒人事,一连60天,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人根本就没法向他开口,最后,只好回禀司马昭,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建安七子: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1] ,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而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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