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可分为五类。
1、佛传故事:主要宣扬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其中许多是古印度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佛教徒经过若干世纪的加工修饰,附会在释迦身上。一般画“乘象入胎”、“夜半逾城”的场面较多。第290窟(北周)的佛传故事作横卷式六条并列,用顺序式结构绘制,共87个画面,描绘了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出家之间的全部情节。这样的长篇巨制连环画,在我国佛教故事画中是罕见的。
2、本生故事画:是指描绘释迦牟尼生前的各种善行,宣传“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也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如“萨捶那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九色鹿舍己救人”、“须阁提割肉奉亲”等。虽然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的本色。
3、因缘故事画:这是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和释迦牟尼度化众生的故事。与本生故事的区别是:本生只讲释迦牟尼生前故事;而因缘则讲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前世或今世之事。壁画中主要故事有“五百强盗成佛”、“沙弥守戒自杀”、“善友太子入海取宝”等。故事内容离奇,情节曲折,颇有戏剧性。
4、佛教历史故事画:是指根据史籍记载画成的故事,包括佛教圣迹、感应故事、高僧事迹、瑞像图、戒律画等。包含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形象的佛教史资料。这类画多绘于洞窟龛内四披、甬道顶部和角落处次要地方。但有的也绘于正面墙壁,如第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佛图澄”和第72窟的“刘萨诃”等。
5、比喻故事画:这是释迦牟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给佛门弟子、善男信女讲解佛教教义所列举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是古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寓言、童话,被佛教徒收集记录在佛经里,保存至今。敦煌壁画中的比喻故事有“象护与金象”,“金毛狮子”等。
主要可分为五类。
1、佛传故事:主要宣扬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其中许多是古印度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佛教徒经过若干世纪的加工修饰,附会在释迦身上。
一般画“乘象入胎”、“夜半逾城”的场面较多。第290窟(北周)的佛传故事作横卷式六条并列,用顺序式结构绘制,共87个画面,描绘了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出家之间的全部情节。
这样的长篇巨制连环画,在我国佛教故事画中是罕见的。2、本生故事画:是指描绘释迦牟尼生前的各种善行,宣传“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
也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如“萨捶那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九色鹿舍己救人”、“须阁提割肉奉亲”等。虽然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的本色。
3、因缘故事画:这是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和释迦牟尼度化众生的故事。与本生故事的区别是:本生只讲释迦牟尼生前故事;而因缘则讲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前世或今世之事。
壁画中主要故事有“五百强盗成佛”、“沙弥守戒自杀”、“善友太子入海取宝”等。故事内容离奇,情节曲折,颇有戏剧性。
4、佛教历史故事画:是指根据史籍记载画成的故事,包括佛教圣迹、感应故事、高僧事迹、瑞像图、戒律画等。包含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形象的佛教史资料。
这类画多绘于洞窟龛内四披、甬道顶部和角落处次要地方。但有的也绘于正面墙壁,如第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佛图澄”和第72窟的“刘萨诃”等。
5、比喻故事画:这是释迦牟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给佛门弟子、善男信女讲解佛教教义所列举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是古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寓言、童话,被佛教徒收集记录在佛经里,保存至今。
敦煌壁画中的比喻故事有“象护与金象”,“金毛狮子”等。
这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有“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尊者乞富不乞贫的故事。
须菩提出家以后,过着三衣一钵的生活,每天上午到街坊上托钵乞食,下午就跟随佛陀听教参禅。
比丘们每日出外托钵乞食,总是遵照佛陀的法则,次第行乞,一个个,一排排,无论人家施舍与否,都必须经过。可是须菩提过乞食的生活,总和大众不同,一离开精舍,他就与大众分道而行,总是一个人威仪齐整,行止安详的去找乞食的对象。诸比丘起初对须菩提没有留心,但日子一久,发觉须菩提的行动有些奇怪。大家一注意,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须菩提乞食行化,总爱到富有人家里,见到房屋矮小,或是知道经济穷困的人家,他决不去托钵。无论多远的路途,他都要赶到富贵的人家去,否则,他宁可饿着肚子不行乞。有一次,在毗舍离的国境内,有一位比丘在路上向须菩提取笑道:“穷在眼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其实毗舍离的都城都是殷商富户,不知尊者今天看得起哪一家?”
须菩提听后,向那位比丘看了一看,然后解释道:“大德!我不是看不起穷人,或许真正同情贫穷者的就是我哩!的确,我是发愿只向富者行乞,不向穷人托钵,这是我的苦心,还请道友原谅。”
“尊者乞富不乞贫,每天营养充分,难怪尊者身体这么健壮!”
“大德!请你不要这么说!”须菩提温和的详细说明他乞富不乞贫的原因道:“我向富人行乞,决不
是为了贪图美味珍肴,如果好吃,也不须出家学道。为什么我不到穷人的家里托钵?因为穷苦人家,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哪里还有多余的饮食供养我们?即使他们愿意发心,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没有粮食救济他们,哪能再去增加他们的负担?反之,向富人乞食,区区一餐之施,在富者毫无所谓。我所以乞富不乞贫,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须菩提把他的看法表明以后,那位取笑须菩提的比丘,才无话可说。
与书法比,画家涉足佛教者尤多。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许多著名画家染指佛画。最早的如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卫协和顾恺之。
曹不兴根据康僧会带来的佛画仪范写之,身体比例十分匀称;其弟子卫协又画七佛图;卫协的弟子顾恺之更擅长佛画,相传所作有《净名居士图》、《八国分舍利图》、《康僧会像》等;其中尤以他在江宁瓦官寺所画之维摩诘像为最著名,相传所画之维摩诘“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极是形象逼真,时人以十万钱争先一睹,遂为该寺募钱百万;南朝之张僧繇也擅画佛像,所作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相传他在安乐寺作四条龙壁画,均栩栩如生,其中二龙点睛后即飞去,由此衍出“画龙点睛”之典故。
张僧繇之佛画,在当时影响甚大,《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己应焉。因材取之,今古独步。
像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与张僧繇同时,曹仲达享誉于北朝画界。
曹画带有域外之风,所画佛像衣服紧窄,近于印度笈多王朝式样,他所创立的“曹家样”与吴道子创立的“吴家样”并称,史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评语。 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声名最著。
他在长安、洛阳两地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且笔迹挥宏磊落、势状雄峻、飘逸,使人有“吴带当风”之感,杜甫诗称“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场”。唐初之尉迟乙僧也以擅长佛画闻名于世,曾在长安光宅、慈恩等寺作《降魔变》、《西方净土变》、《千钵文殊》等壁画,其画“奇形异貌”、“身若出壁”,富有立体感。
降至晚唐,出现了一批专工佛道人物画的画家,其中声名最著的当推左全。其画“多仿吴生之迹,颇得其要”,用笔最尚风神骨气,后人评之“名高当代,时无俦伦。”
另外,范琼也是当时名震三川的佛像画家,据说他在圣兴寺画的天王、大悲像,轰动一时,图中乌瑟摩像,设色未半而罢,笔踪超绝,后人未之能补。咸通年间的常灿亦擅长佛道人物画,其画注重气韵,开宋代“自在在心,不在象也”画风之先河。
五代时期,佛教绘画也很盛行。著名画家如朱繇、厉以真、张南、左礼、王仁寿、杜龃龟等创作了许多佛教画,释门中人如贯休、智蕴等,也涉足画坛,以画罗汉知名。
宋、元、明、清诸朝,画家涉足佛教,僧人染指绘画÷代不绝人。北宋时期的名画家高益、高文进、王道真、李用和、李象坤等创作了大量佛教壁画,场面热烈,富有生活气息。
其中高益在大相国寺所作的《擎塔天王》等,曾名噪一时。王霭、王仁寿二人更专工佛道人物画,受到当朝皇帝的垂青。
著名画家李公麟也取材佛教,作有《维摩演教图》、《罗汉图》等。元代赵孟俯、刘贯道的《红衣天竺僧卷》、《罗汉图》等,工笔重彩、朴素传神,别具风格。
明末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石溪、弘仁更被称为画坛“四大高僧”。他们的画“自作聪明,无所师承”,笔势雄阔、形象传神,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绘画史上曾出现过一种别具风格的禅意画。这种画高远淡泊、超然洒脱,禅机意境,跃然纸上。
开其端者唐代的王维。 ; 王维性喜山水、耽于禅悦,既工诗,又善画。
其诗如画,其画如诗,苏东坡在《书摩诘兰田烟雨图》中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作画的特点是将墨色泼成深、浅、浓、淡等多种色调,用来表现山石林木,与青山绿水不同,别有一种清雅洒落的自然情趣。
此种画风突破过去只限于细线勾描的画法,而改用泼墨山水的方法,使笔法更加丰富,意境更为深远。从画论的角度说,泼墨山水画更注重“妙悟”,王维在《山水诀》中说:“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此话颇有禅宗“至理越乎浮言”、“三十年后看山还是山”的味道。
实际上,王维之画如同其诗一样,深受禅宗的影响。他所作之《辋川图》等,山谷郁郁,云水飞动,显得清寒、静寂、淡远而又空灵;他的《袁安卧雪图》,雪中有芭蕉,似与常理不合,但却与禅宗跳跃式思维方法遥相符契;他的许多画作,不问四时,以桃杏芙蓉莲花同人一幅,也有禅宗“一念包九·世,,之意蕴。
后人论王维之画曰;“意在尘外,怪生笔端”,“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机,此难以俗人论也”。这种寓禅境于画中的禅意画,画史上称之为“南宗”。
沈灏在《画尘》中说:“禅与画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时,气运复相敌也。南则王摩诘,裁构淳秀,山韶幽淡,为文人开山。
若荆、关、宏、躁、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迂翁、以至明之沈、文,慧灯无尽。北则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躁硬,为行家建幢。
若赵干、伯驹、伯骕、马远、夏圭,以至戴文进、吴小仙、张平山辈,日就狐禅,衣钵尘土。”如果从画风和禅风的角度看,王维之禅意画主要是受禅学南宗的影响。
王维所开创的禅意画,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王维心要之张躁、王墨,曾盛极一时。
有人论张躁之画曰:“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遣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
此中所言,实系禅家工夫。王墨作画,则泼墨手抹、应手随意,或吟或笑,形似癫僧。
降至宋元,王维开创。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
一个有1600余年历史的旷世奇葩。1987年12月,甘肃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甘肃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其中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代表。
还有唐宋木构建筑五座。 莫高窟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 南北长约1600米。
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 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莫高窟的艺术是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 飞天4000余身, 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 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二十世纪初又发现了藏经洞(莫高窟第17洞),洞内藏有从4—10世纪的写经、文书和文物五、六万件。
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的注意, 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学。 敦煌石窟艺术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是壁画,最广泛的题材是尊像画,即人们供奉的各种佛、菩萨、天王及其说法相等;佛经故事画,是以佛经中各种故事完成的连环画;经变画,是隋唐时期兴起的大型经变,综合表现一部经的整体内容,宣扬想象中的极乐世界;佛教史迹画,表现佛教在印度、中亚、中国的传说故事和历史人物相结合的题材;供养人画像,即开窟造像功德主的肖像,这是一部肖像史。
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反映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研究4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莫高窟的壁画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盛唐时期的壁画水平最高。
供参观的洞窟较有影响的是96窟、17窟、130窟、158窟、259窟、285窟、200窟、428窟等。西方学者将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据记载,一位德行高超的和尚乐囫柱杖西游至此,见千佛闪耀,心有所悟,于是,凿下第一个石窟。
从十六国到元朝,石窟的开凿一直沿续了十个朝代,1500年,至今,乐樽的那个石窟早已无法分辨得出,而莫高窟经过风沙侵蚀仍保存着十个朝代的750多个洞窟,窟内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三千余身和唐宋窟檐木构建筑五座。此外,还有藏经洞发现的四、五万件手写本文献及各种文物,其中有上千件绢画、版画、刺绣和大量书法作品。
如果把所有艺术作品一件件阵列起来,便是一座超过二十五公里长的世界大画廊。 莫高窟的彩塑多属佛教人物及其修行涅盘事迹的造像。
因为莫高窟的岩质疏松,无法进行雕刻,工匠们用的是泥塑。唐朝以前的泥塑在其它地方很少保存下来,因此莫高窟的大量彩塑更为珍贵难得。
另外还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图案。从壁画中,可以看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种社会活动,如帝王出行、农耕渔猎、冶铁酿酒、婚丧嫁娶、商旅往来、使者交会、弹琴奏乐、歌舞百戏……世间万象,林林总总。
莫高窟作为艺术的宝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尚在这里汇集成斑斓景观。敦煌唐代艺术代表了中国佛教艺术最璨烂的时代,外来的艺术与中国的民族艺术水乳交融,敦煌唐代艺术空前丰富多彩。
那雄伟浑厚高达十几米的巨大佛像;灵巧精致仅有十余厘米的小菩萨;场面宏大、人物繁密的巨幅经变;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单幅人物画无都使人印象深刻。 飞天,是佛教中称为香音之神的能奏乐、善飞舞,满身异香而美丽的菩萨。
唐代飞天更为丰富多彩,气韵生动,她既不像希腊插翅的天使,也不象古代印度腾云驾雾的天女,中国艺术家用绵长的飘带使她们优美轻捷的女性身躯漫天飞舞。飞天是民族艺术的一个绚丽形象。
提起敦煌,人们就会想到神奇的飞天。 在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我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作战以及音乐舞蹈等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内容。
壁画中各类人物形象,保留了大量的历代各族人民的衣冠服饰资料。壁画中所绘的大量的亭台、楼阁、寺塔、宫殿、城池、桥梁和现存的五座唐宋木结构檐,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图样和宝贵资料。
我国的雕塑和绘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美术史上记载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多已失传,敦煌艺术的大量壁画和彩塑为研究我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荒废,至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以后,又受到人们的注意。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
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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