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通今 bó gǔ tōng jīn 【解释】通:通晓;博:广博,知道得多。
对古代的事知道得很多,并且通晓现代的事情。形容知识丰富。
【出处】《孔子家语·观周》:“吾闻老聃博古知今。” 【结构】联合式。
【用法】用来称颂人。一般作谓语、定语。
【正音】通;不能读作“tònɡ”。 【辨形】博;不能写作“搏”。
【近义词】满腹经纶、真才实学、见多识广 【反义词】不学无术、寡见少闻、孤陋寡闻 【辨析】~和“博学多才”;都含有“学问渊博;知识丰富”的意思。但~偏重在通晓古今之事;“博学多才”泛指学问广博;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例句】 (1)我们的历史老师~;受到同学们的爱戴。 (2)诸葛亮称得上是~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知术欲圆,行旨须直;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黎锦熙 “知”既是对认识、知识、理智与智慧的概括,也是对探求知识、培育理智和积累智慧的过程的概括,《礼记•中庸》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讲的就是知识、智慧、理智对人的行为品质的影响。
在黎锦熙先生看来,“知识”既包括科学理论、人文知识,也包括生活常识。“术”,是指道路与方向以及保证在正确的道路上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方法策略、技艺技能和学说主张。
“圆”,即丰满完整、融通圆满、全面广博。“知术欲圆”就是要告诫大学生,在学识、理智和处理实际问题的策略、技能、主张方面,须要追求全面、完整、融通、广博的境界。
“行”,是规律,是传播,是实行、行动、行为,是人的实践活动。“旨”,即意图、志趣、宗旨,是主导人们行动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
“直”,端正,正确,持久。“行旨须直”,就是要求人的行为和各种实践活动,必须在正确理念指引下坚持不懈进行,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
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短短八个字,其中包含着对教育工作及人生修养的几大关系的深刻认识。
一是“知”与“术”的关系。黎锦熙先生认为,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只有在广博的常识基础上,个人的专业技能才能够得到好的发展,才能够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学术。
他曾在1940年对西北师院新生说:“无论求学和做人,都要以广博的常识为基础。例如没有广博的常识,尽管专精一门,成了一个专门学者,也是没有出息的。”
因为“这种专家出来办事,除开他所专精的一个小范围以外,一切都不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应用他所专精的学理,来解决社会上的实际问题?固然理工等科有所不同,但如一个工程师或医生除他所学的一门以外,一切都不懂,在他的业务执行上恐怕也要受到影响。这种专家并不是没有用处,只是成了一种机械,一种器具,只能做八股式的文章,只能当冬烘式的教员。”
冬烘是迂腐、浅陋的代名词。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误放》载:唐朝郑薫主持考试,误认颜标为鲁公颜真卿的后代,遂将他录取为状元。
被别人作诗嘲讽:“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可见,黎锦熙在这里所期望的,就是大学生不要仅仅满足于脑袋里装满知识,还必须正确处理“知”与“术”的关系,更加重视将这些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具备处理实际问题的策略和能力,不作机械式的、器具式的、冬烘式的大学生。
二是“行”和“旨”的关系。黎锦熙先生十分重视“行”和“旨”的关系,他曾以禅宗“参话头”的教学方法为例,阐释了“宗旨”对于行动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行脚”和尚一件袈裟,一个瓦钵,走出庙门,过山登峰,渡水越壑,尽力千辛万苦,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物,但他始终专精一念,就是要参透的那个“话头”。禅宗的教材太神秘了,但是,“他的教法,可以说是最平凡而又最巧妙的,就是用‘行脚’的方式,旅游、考察、观察、实习,让学者去积广博的经验,所见所闻,眼前事物,一丝也不放过,时刻把广博的经验来参证他这专精的一点,久而久之,宇宙间的一切,都成为他这种专门研究的材料,都可以证明或发挥他这专门研究的原理原则,乃至都可以触动他的灵机,完成他的归纳,来发明创造他这种专门研究的新原理新原则,试问:这种专家岂有不成功的?不要以为这只是用于哲学的研究,或者限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也都如此,若不然,为什么人人都常见的开水沸腾、苹果落地,只能让瓦特和牛顿出来做发明家?文学也是如此,如不然,为什么司马迁写一部《史记》,先要便觉名山大川?所以,无论求学和做人,广博的常识是可以从书本讲习得到的以外,还要从实际事物的阅历上,积渐得到广博的经验。
这不但可使他所专精的学术能够社会化、实用化,还可进一步推进他对于所专精的学术更能有所创造和发明。”(见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五日出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所有理性的生活都是学习,因为它包括经验的解释和改造。
因此,教育必须像文明生活一样,是一组可以共享的经验。为了获得经验,解释和改造经验,每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都应当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完满、完善与永恒的社会价值,并“专精”于这样的宗旨,以达致“动必有功,处必能久,遭遇任何艰难阻碍,信仰不变,努力不止,以低于成功”的效果。
三是“知”与“行”的关系。知行关系是中国古代教育家、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话题,也是人生的永恒课题。
宋代朱熹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他还认为,“知”与“行”是相互促进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
“知术欲圆,行旨须直”,要求人们追求广博的知识与全面的能力,追求耿直的行动与坚定的信念,就是基于“知”“行”相互促进的原理。黎锦熙先生不仅十分重视师范类大学生的知识追求和人生修养,还十分重视师范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知识创造工作,他曾在1932年说过:大学者,具有创造力之学府也。
师大而无研究所,终将不能成其为“大”,研究所而办理不善,则。
在我看来,那些伟人放在现在所谓的知识广博,就是个不偏科的合格中学生吧,唯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具有独立思考和探究问题的能力,又是现在学生,岂止了估计博士都难以匹敌的。
所以他们绝对有过人之处的。那些年代毕竟信息短缺,可供掌握的更少,只要下狠心做到博学不难,但是又建树这就是真本事,估计也正因为那个年代,给人们的思维留了太多的发挥余地,才会有许多辉煌成果。
论创造方面我一直认为古人聪明比现代人。但为什么现在条件好了,卓越的创造却是不多,应该好好反省啊,又想到了钱学森,钱老的关于中国培养不出人才论的观点,确实是个难问题,得好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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