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周代所说,指古人所要学习的六中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另外一种是汉代的说法:汉儒以六经为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 “六经者,大艺也;礼、乐、射、御、书、数者,小艺也。语似分歧,实无二致。古人先识文字,后究大学之道。”(章太炎《国学讲演录》)
汉代以后文献中所说的六艺多指六经。如,刘歆《六艺略》中:“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章太炎《国故论衡》:“总集者,本括囊别集为书,故不取 六艺 史传诸子,非曰别集为文,其他非文也。”显然是指作为经典的六经。 那么,当六经讲的六艺有什么功用呢? 《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史记·滑稽传》:“孔子曰:‘六艺之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史记·太史公自叙》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生,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扬雄《法言》云:“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礼者莫辩乎《春秋》。” “综观以上各说,或言教,或擅长,或善辩,六经之要旨不外乎是矣。西汉宗经,治法炳然,上符三代,研经之士,风飙云起,于是有经学之名。所谓经学者,经世之学也,所该甚广,故昔人重之。”
礼、乐、诗、书、易、春秋这个是孔子提出的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 这个是周朝时的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盖是所谓“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之由来。
若然,这种推断并不不符合这句话的原意。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干脆把这段话都译成白话看看:“《春秋》重视一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
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准则;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愚臣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
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准则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这段话立论的根据是“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之说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
而立论的目的则是“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标准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简单地概括起来,这里讲的就是关于“统一言论,统一法度,统一行动”的道理。这道理从维护统一的国家的角度讲,即使现在看来,也是说得通的,不错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即“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这个词组,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六艺之科”,一是“孔子之术”。
可是人们似乎要么是忽略了前者,要么是把前者归结于“孔子之术”,进而把“孔子之术”又归结为“儒术”!愚认为,这是个传承已久的天大的误区!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正与此有关。因为对这个词组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了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的整个认识的错误。
愚认为,“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不是一回事。“六艺”就是班固在《武帝纪赞》中说的《六经》。
“六艺之科”即“《六经》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盖的范围广泛,愚在前文(见 题)谈及相关问题时曾经指出:《六艺》即儒家所谓的《六经》系作为迄今所知中国学术文化之源的典籍,而决不止是“儒家经典”,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没有一家与“六艺之科”无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子百家都可以归属于“六艺之科”。
而《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显然主要不是指先秦传习下来的“诸子百家”。至于“孔子之术”,自然可以理解为“儒术”;但应清楚,“孔子之术”与“儒术”严格说来,是不能划等号的,况且,“三策”中并未用“儒术”这样的字眼。
所以,《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属于“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范围的各种“邪辟之说”。凡熟悉古代中国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因汉初的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以及颁布搜集各种藏书和整理民间传说的律令等,使秦所造成的文化禁锢局面一下解冻,在推动学术文化趋向复苏和繁荣的同时,各种邪辟之说也鱼目混珠地竞相出笼。
《三策》中所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过是对包括各种邪辟之说在内的诸多学说的泛称而已。遗憾的是,《三策》中这段话的原意却长期受到误解、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虚乌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
当然,要是把“孔子之术”等同于“儒术”的话,把这段话揆度成“罢黜百家首尊儒术”,或“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如杨荣国等),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首尊”和“尊崇”与“独尊”具有质的差别,但毕竟又丢掉了原话中的“六艺之科”之所指,终不能算得上严谨。因此,愚吁请每个肯于较真的学者,在仔细查阅迄今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史料后,有谁发现了关于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具体记载,即请指出,以便破解疑难啊!但根据我所查阅的史料看,董仲舒从未向汉武帝提出这样的建议,因而当然也就不存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了。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汉武帝时代,纵然存在“罢黜百家”之说,但并不存“罢黜百家”之实,至于“独尊儒术”,则既无说也无实。汉武帝用人、施政从不专尊儒学一家。
如果说前期是受窦太后的牵制的话,那么在窦太后死后,情况依然仍未只用习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黄老等学的人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主父偃和东方朔等。
即使对于并不尊儒,甚至颇有讥评者,如“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但不加罪,还照样重用,使其父子相继为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终未被汉武帝重用,则更是顶好的证明。
今天的学者们多都认可这个史实,却还仍然保留和侈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实在让人费解!至于到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
六艺,在古代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图书类别之一,具体而言,就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这一说法出现的也比较早,西汉前期,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中就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西汉后期,刘向受到汉成帝的任命负责校勘整理国家的藏书,并编纂目录,可惜未能完成便死了,皇帝又任命他的小儿子刘歆接着做,最后刘歆编定了一部目录书《七略》。他将当时的图书分为六大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班固后来编写《汉书》就把他们的成果原班采用了。在整个东汉时代,恐怕大家都接受了这种分法,直到魏晋有人提出四分之后,“六艺略”的名字才在目录学史上逐渐淡去,四分法开始叫“甲”、“乙”、“丙”、“丁”,后来叫“经”、“史”、“子”、“集”。显然“六艺略”被“经部”所取代。因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曾经分在“六艺”的名目下,所以后来也有些好古的人在遣词上使用“六艺”指代“六经”。又因为“乐经”实际上没有传下来,所以“六艺”有时候就是“五经”,甚至更为泛泛地说就是“经”。
虽然“六艺”在目录学上第一个被刘向使用,但作为名词则不是刘向的创造,刘向只是借用而已,因为这个名词产生的时代更早。在《周礼•保氏》中有这样一段话,“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被认为是记载周代礼仪的著作,作者就是周公旦,但学界一般认为它是后人写作而托名前人的,不过最晚不能晚于西汉武帝时期罢了,所以我们一般说它成书于秦汉之际。所谓的“保氏”是指负责养育和教导小儿子弟们的官员,他们负责教子弟“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合称为“六艺”,是周代学校教学的内容。这跟刘向所指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有“礼”、“乐”,但后者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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