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东麓有座岳麓书院,早在宋代就是全国有名的四大学府之一。
书院的主讲人叫山长。清代乾隆年间,有个名叫罗典的人,在这里做了二十七年山长,很有名气。
罗典是位经学家,为人清高傲慢,有些古板。他不但认真教那些书生死啃八股文章,还每年拿出自己的俸金,增修书院,岳麓山的柳塘烟晓、桃坞烘霞、桐荫别径、风荷晚香、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等八景,都是他亲手指点加工修饰的。
为了欣赏秋山红叶,他还在书院后面的清枫峡口上建了一座亭子,取名红叶亭。 有一年秋天,江南的著名才子袁枚到了长沙,许多人仰慕他的名气,都赶来会见他。
只有罗典不加理睬,他说袁枚这个人有官不做,到处游山玩水,生活放荡,写诗作文又标新立异,违背圣贤之道,特别是袁枚收女学生,更使得罗典看不惯。他不但进城去会袁枚,还怕袁枚找上门来,就在书院的牌楼上贴了副对联:“不为子路何由见,非是文公请退之。”
子路姓仲名由,是孔子的学生。子又是对人的客气称呼,就是现代语中的您。
上联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和您一条路上的人,有什么理由见面呢?”唐朝的文学家韩愈,字退之,谥文公。下联的意思是:“你袁枚不是韩文公一样有真才实学的人,请打回转吧!” 过了两天,袁枚真的过江来了。
他看了罗典的对联,摇摇头,笑了笑,还是到了书院门口,递了拜帖。这时,罗典正在书院里整理文稿,接过门人递上的帖子,连忙叫他传话说:“山长病了,不能相见,请自便!”袁枚碰了一鼻子灰,也不在意,便自管游山去了。
袁枚走后,罗典叫人挑来几担水,冲洗书院门前的台阶,说是要洗净异端邪气。 袁枚到了清风峡,只见这里三面环山,枫叶红的象火,中间开阔处有座亭子,石柱子,琉璃瓦,飞檐高挑。
亭子的匾额上写着“红叶亭”三个大字,柱子上刻了一副对联:“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种得,峡云深滴翠,一双驯鹤待笼来。”袁枚看了对联,不住点头,望望匾额,好象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来。
他离开了清枫峡,参拜了麓山寺,观赏了白鹤泉,登上了 云麓宫,才兴尽下山。 袁枚在长沙住了几天,写了很多诗,才到别的地方去。
说也奇怪,他对岳麓山上的景物都写了诗,惟独在《红叶亭》题目下,只抄录了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绝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如二月花。”分明是一首人人都背得出的诗,不知道他为什么把第三句还抄脱了两个字,变成了“停车坐枫林”了。
这件事引起了长沙人议论纷纷,不久就传到了岳麓书院。罗典听了,脸红到了颈根,连声说:“惭愧,惭愧……”,马上吩咐学生把“红叶亭”的匾额取下来,又亲笔提写了一块“爱晚亭”的新匾额挂上去。
(少了"爱晚"两个字,袁枚的意思是罗典不爱护晚辈) 从此以后,罗典再也不傲慢了。每有文人上山,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熟悉不熟悉,总是客客气气地接进书院,热情相待。
岳麓山地处长沙市区,自然风景十分优美,古人把它列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
南北朝刘宋时《南岳记》载:“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岳麓山因此得名。
至于山的来历,却有如下传说: 圣祖祝融南下传经授道时,南岳还只有回雁一座孤峰。圣祖应72个弟子之请,再造山峰71座,加上回雁峰共72座,让弟子们每人领守一座。
至于以哪座山峰为坐标来确定山的走向,则要视弟子们传经授道的情况。 圣祖最小的弟子,沿湘江传经授道。
一路上念佛行善,做尽好事,留下美名;当他走到长沙时,发现有个妖精变成法师,正在运用邪道残害村民。他马上迎战法师,筑起法坛,和法师对讲,揭露他的骗术。
法师恼羞成怒,跳入湘江,兴起巨浪,冲向小弟子的法坛。可小弟子的法坛非但不垮,还不断升高,变成一座大山。
这大山镇任了风浪,压住了法师,法师一下显出了乌龟精的原形。 原来圣祖赞赏小弟子的斗志和所行的善事,暗中帮助他,在关键时刻为他造山镇妖,立峰传道。
七十二峰也以此峰为坐标,标定走向。这山峰就是今天的岳麓山。
岳麓书院在山之东麓,始建于宋开宝九年(976年),朱熹、张 主讲期间是全盛时期,有学生千人,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高等学府,后又变成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改为湖南大学。
书院现存古建筑尚有御书楼、文昌楼、半学斋、十彝器堂、濂溪祠、湘水校经堂、自卑亭等,让人缅怀书院辉煌历史。 岳麓山,峰峦叠翠,古木参天,林壑清幽,景色秀美。
是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的名山胜地。 位于清风峡口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孕育了博大精深,广袤无垠的湖湘文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先烈、伟人。
岳麓山也是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这里长眠了辛亥革命时期为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而献身的先烈;为舍生取义而慷慨赴死的志士仁人;还长眠了抗日战争时期为抵御外侮而浴血疆场,以身殉国的中国军民。 那一座座为他们树立的丰碑墓志,永远昭示和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构成了岳麓山的一幅幅悲壮肃穆的人文景观。
有黄兴墓 还有爱晚亭~ 沁园春长沙描写的岳麓山的景象使得岳麓山更加出名 现在是国家4A景区。
岳麓山云麓峰左侧峰峦上著名的“禹王碑”是岳麓山古老文化的象征,是宋代摹刻至此的。
这块碑石刻有奇特的古篆字,字分9行,共77字。相传4000多年前的洪荒时代,天下被淹没洪水之中,大禹为民治水,到处奔波,疏导洪流,竟“七年闻乐不听,三过家门不入”,最终制服了洪水,受到百姓的尊重。
传说大禹曾到过南岳,并在岣嵝峰立下了这块石碑。东汉赵哗《吴越春秋》就记载了这一传说:“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投金简玉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
唐代韩愈为此登临岣嵝峰寻访禹碑,虽未亲见,却留下了“蝌蚪拳身薤叶拨,鸾飘风伯怒蛟螭”的诗句。 1212年(宋嘉定五年),何致游南岳,在岣嵝峰摹得碑文,过长沙时请人翻刻于岳麓山颠。
宋以后,碑被士所掩。明代长沙太守潘镒找到此碑,传拓各地,自此禹碑名闻于世。
明杨慎曾撰禹王碑释文: “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
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 久旅忘家,宿岳麓庭。
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
宗疏事裒,劳余神。郁塞昏徙。
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据学者研究,这篇碑文既不同于甲骨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文,很难辨认,杨慎释文也只是一说,难作定论。加上我国历代碑石中尚无夏禹时代的实物例证,因而此碑很可能是后人假托而成。
但韩愈所闻,何致翻刻却是事实,所以即使是唐宋时所刻石碑,也已是千余年前的珍贵古物了。明清两代,吟咏禹王碑的诗词很多,有朱翊銮的《禹迹亭》、崔应科的《禹碑》、石公荫的《登禹王碑憩望》、沈一揆的《禹碑》等等。
大都表达了对大禹治水功绩的敬仰和对碑文难以认释的感叹,如沈一接的诗云: “平成绩奏几千年,石壁遗文尚宛然。 岂是后人偏好事,应知古圣示心传。
龙蛟影动云烟乱,珠露光凝日月悬。愧我读书无万卷,空来拟议未能诠。”
现在全国各地有10余处禹碑,据说都是由岳麓山禹碑复刻的,由此也可见它的珍贵。 岳麓山除禹王碑外,还有一块著名的碑刻——麓山寺碑。
碑高近3米,宽1米多,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邕撰文和书写,黄仙鹤刻石。 碑额篆书“麓山寺碑”4个大宇,碑文共1400余字,骈散文体兼用,叙述了麓山寺自晋泰始(265-274)年间建立至唐开元(713-741)立碑时500年间的兴废修葺、历代禅师宣扬佛法的经过,以及岳麓山的佳丽风光。
李邕,扬州江都人,史书记载“邑之文,于碑颂是所长”。 由于他任过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所以这碑又名“北海碑”。
李邕撰写的此碑碑文为行楷书,词句华丽,字体秀劲,集汉魏碑铭之长。在李邕一生书写过的众多碑铭中,以麓山寺碑最为精美,碑的背面还有米芾等宋元名家的题名,因而历代书家都将它视作珍品。
由于此碑的文采、书法、刻工都精湛独到,所以人们又称它“三绝碑”。 “三绝碑”在我国古代碑刻艺术中声誉很高,碑字用行书是此碑新创,笔力雄健浑厚,后起书法大师,如苏、米芾等都沿袭其法。
元代书法大家赵孟自言:“每作大字一意拟之”。自古至今,许多著名文人游览岳麓山时都特意来观摩此碑,宋代的张、明代的李东阳等都留下了吟咏它的诗篇,可见其对后人影响之大。
星辰在线10月31日讯(实习生唐伟兵 记者罗芳) “如果说张家界的山是一幅画,那么岳麓山是一本书。”在今日下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长沙麓山红枫文化节暨岳麓山历史文化丛书首发式新闻发布会上,市委副秘书长陈录社情由心生,携《麓山诗稿》深情地吐露自己与岳麓山的一段不解情缘。
“夕来峡谷伫红亭,山径晚秋尽醉枫。红叶天涯遥与寄,闺中可解旅羁情。”这是陈录社刚来长沙工作不久写下的诗句。二十多年前,风华正茂的他一登上岳麓山,就被此山的人文魅力和绮丽风光所迷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用锦绣的清诗丽词对岳麓山进行了一次自由而尽情的述怀与叙说。
今天,为了更好的挖掘岳麓山历史资源,弘扬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文明,保护历史名城,提高我市的知名度、美誉度,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一套《岳麓山历史文化丛书》共计9本编撰出版,并择第三届中国长沙麓山红枫文化节首发。此套丛书历经3年时间的编著,现已出版《麓山诗稿》、《岳麓山传奇》、《岳麓山民间故事》、《岳麓胜景》画册等4本,它们内容丰富,脉络清楚,史料详实,可读性强,凝聚了湖湘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对于继承和弘扬湖湘文化的思想精华,以史鉴今,资政于人,面向未来,开拓创新,有着重要而深渊的意义。
《麓山诗稿》是陈录社来长20余年来,他为岳麓山写过的诗集中精选200余首而成,容括麓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飘逸着山水的灵秀,折射出文化的神韵,可以说是一部岳麓山历史人文史的“诗说词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岳麓山作为南岳72峰之尾峰,能扬名于世,固因其有秀美的风景,更因其众多的人文景观和丰厚的文化内涵。
此届文化节更是主打文化牌,以全新的运营理念,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在保护并提升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岳麓山的文化底蕴,将自然环境与文化内涵完美结合,打造一道绝无仅有的文化景色大餐。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岳麓山地处长沙市区,自然风景十分优美,古人把它列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
南北朝刘宋时《南岳记》载:“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岳麓山因此得名。
至于山的来历,却有如下传说: 圣祖祝融南下传经授道时,南岳还只有回雁一座孤峰。圣祖应72个弟子之请,再造山峰71座,加上回雁峰共72座,让弟子们每人领守一座。
至于以哪座山峰为坐标来确定山的走向,则要视弟子们传经授道的情况。 圣祖最小的弟子,沿湘江传经授道。
一路上念佛行善,做尽好事,留下美名;当他走到长沙时,发现有个妖精变成法师,正在运用邪道残害村民。他马上迎战法师,筑起法坛,和法师对讲,揭露他的骗术。
法师恼羞成怒,跳入湘江,兴起巨浪,冲向小弟子的法坛。可小弟子的法坛非但不垮,还不断升高,变成一座大山。
这大山镇任了风浪,压住了法师,法师一下显出了乌龟精的原形。 原来圣祖赞赏小弟子的斗志和所行的善事,暗中帮助他,在关键时刻为他造山镇妖,立峰传道。
七十二峰也以此峰为坐标,标定走向。这山峰就是今天的岳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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