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典故(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1.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潘江陆海：钟嵘《诗品》：“陆（机）才如海，潘（岳）才如江。”
作为成语，一般写作“陆海潘江”。这里用来形容众宾客的文才。
这两句是说，敬请在座的诸位嘉宾，就象陆机、潘岳那样，各尽其才，写出精彩的诗篇吧。陆机（261-303年），西晋文学家，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人。
太康末年，与弟陆云同至洛阳，文才倾动一时，时称“二陆”。曾官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
善骈文，且多拟古之作。所作《文赋》为古代重要的文学论文。
《世说新语·周处》：“乃入吴寻二陆。平原（陆机曾任平原内史）不在，正见清河（陆云曾任清河内史）。”
潘岳（247-300），西晋文学家，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
诗名与陆机齐。其《悼亡诗》较有名。
南朝梁钟嵘《诗品》对陆机、潘岳诗作的评价极高，至于偏颇，他把陆机、潘岳列为上品，而列陶渊明为中品，曹操为下品，这就有欠公平了。
2.墨守成规的简要典故
这个成语没有那种小故事的典故
【解释】：墨守：战国时墨翟善于守城；成规：现成的或久已通行的规则、方法。指思想保守，守着老规矩不肯改变。
【出自】：明·黄宗羲《钱退山诗文序》：“如钟嵘之《诗品》，辨体明宗，固未尝墨守一家以为准的也。”
【示例】：~，不敢勇于创造也决然是和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能相容的。 ◎秦牧《辩证规律在艺术创作上的运用》
【近义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抱残守缺
【反义词】：标新立异
【语法】：动宾式；作谓语、定语；含贬义
3.谁能告诉我钟嵘的贡献和主张
钟嵘《诗品》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专著。
钟嵘生活在齐梁时代，与刘勰年岁相当，大约生于公元468年，卒于518年。但是他的《诗品》写作却比刘勰《文心雕龙》要晚，根据他自己提出的“不录存者”的原则，可以考定《诗品》成书当在公元514—516年之间。
钟嵘出身寒门，“位末名卑”，只做过王府记室一类小官。虽然他自己颇想在政治上有作所为，然而在门阀制度的严格控制下，是不能如愿以偿的。
钟嵘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思想上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较小，在文学上敢于对当时不良风气作比较尖锐的批评，是一位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了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析了每一位诗人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历史渊源，按照他们成就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
在三品的序言中，则以五言诗为中心，系统地论述了诗歌发展的历史，以及有关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问题。他所采用的这种分品评论的方法是受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的影响的。
他自己在《诗品序》中就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当时诗、文、书、画等的理论批评都很发达。
谢赫有《古画品录》、庾肩吾有《书品》，还有《棋品》等一类著作，《诗品》也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产生的。钟嵘《诗品》的主要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是比较深刻地阐明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钟嵘在《诗品序》中强调指出诗歌是人的感情的表现，而人的感情的激动，乃是受现实生活的感触而产生的。
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所理解的“物”的内容，不仅有“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这样一些自然事物，而且更重要的是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
比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等等。他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客观的现实生活内容，激发了诗人炽烈感情，于是才发而为诗歌。
钟嵘在这里以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表现了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正确认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我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文学创作是“人心感物”的结果，《礼记·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
这虽然是讲音乐，其原理也通于文学。陆机《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正是对于《乐记》中这种“人心感物”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
但陆机主要是讲自然事物，面没有涉及到物的社会生活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时，就着重指出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特点，指出“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于时序”。
钟嵘所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钟嵘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上，更为可贵的一点是他不仅仅指出了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而且认为只有在描写现实生活过程中表现了进步思想感情的作品，才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也才是最美的作品。
钟嵘在他的诗歌评论中突出了一个“怨”字。比如他赞扬《古诗》“多哀怨”，说李陵的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
他认为五言诗创作中成就最高的曹植，其特点即是“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王粲之诗“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也是具有怨情的。
左思的“风力”很重要的表现便是“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刘琨之“仗清刚之气”，也是与他“善为凄庚之词”、“多怨恨之词”分不开的。
如果我们结合这些诗人创作来考察一下钟嵘所提倡的“怨”的具体内容，就可以看出：它或是反映了对门阀世族等级制度的不满，如左思《咏史》所写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或是对经济凋弊的感慨，对人民所受灾难的同情，如王粲《七哀诗》中写的那样，“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悟彼下泉人，唱然伤心肝”。或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政治的黑暗，使有志之士的进步政治抱负不得实现，胸中充满了郁郁愤懑。
比如刘瑶《重赠卢湛》中的“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以及《扶风歌》中所写的“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这样一些深深的感慨与不平。
钟嵘所强调的这种“怨”，既突破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束缚，又和萧纲、萧绎所提倡的宫体色情根本不同。主张文学要表现下层百姓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怨”，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传统。
早在春秋后期，孔子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下层官吏和百姓对黑暗政治和腐朽统治的不满。汉代司马迁又发展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特别指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千古绝唱《离骚》“盖自怨生”，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说。
钟嵘《诗品》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个进步的文学思想传统。其次，钟嵘提倡自然真美，反对刻意雕琢的形式主义美学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一种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错误倾向，。
4.钟嵘《诗品》大概内容和评价
诗 品 梁·锺嵘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
夏歌曰：“陶乎予心。”谣曰：“名予曰正则。”
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
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
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
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
尔后陵迟衰微，迄於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
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
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
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
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
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
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
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
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於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
嵘之今录，庶周旋於闾里，均之於谈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
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
“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
“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
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
至於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
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
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
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
今既不被管纟玄，。
5.钟嵘"自然英旨"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钟嵘"自然英旨"说的主要内容是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的
它在文学史上有何影响
因为强调感情真挚。由于诗歌主要都是以抒情为主的，所以感情就应该是真挚的
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为了抒发真挚的感情，就应该以直接抒情为主
钟嵘，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曾任参军、记室一类的小官。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诗歌评论专著《诗品》。以五言诗为主，全书将两汉至梁作家122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故名为《诗品》。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它的出现，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清谈和品第人物的社会风尚等，都有密切关系。
汉末刘汉政权的土崩瓦解带来了士人思想的解放，之后进入了魏晋人自觉的时代。人的自觉带动了“文的自觉”，各种关于文学的审美作品相应而生。钟嵘的《诗品》就是在这种背景中产生的。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自然英旨”说。
钟嵘赋予了传统“自然”以新的内涵，他的“自然”不是儒家为伦理道德所规范束缚的性情，也不是庄子的虚无，更没有对性和情的偏见，而是一种自然没有束缚的自由自在的个性情感。他强调的“自然英旨”实际上就是强调诗歌是抒发个性情感的自然之美。
“自然英旨”还表现在钟嵘主张诗歌表现方式应不做作，不拘束，不呆板，非勉强，强调自然而然。为此他提出“直寻”和“自然声韵”说。钟嵘认为“自然”只有通过直寻的方式才可以获得，并且声韵的自然也是诗歌“自然”的重要方面。
他认为诗歌不能以用事用典的形式来表达，即“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他认为诗歌不以用典为贵，用典自有其益处，但以不落痕迹为高，无隔诗意为上，若用典而至于诗意窒塞，又何必用典？故用典不可僻，不可多，僻则意晦，多则意杂，意晦则读者不知所云，如坠五里雾中；意杂则读者惟见典故杂陈，莫知作者意之所在。为此他提出“直寻”的观点。《诗品序》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他主张诗歌吟咏性情，只能以一定的感悟力去表现，即在触景生情、景与物冥的诗化过程中，形成一唱三叹的美妙意境。这种意境并非由苦苦思索、潜心推敲而来，而是“寓目辄书”的结果。许文雨解释为：“直寻之义，在即景会心，自然寻妙，即禅家所谓‘现量’是也。”（《钟嵘诗品讲疏》）现在看来，直寻就是诗歌创造中的直觉思维，它接近于现象学的直观方法。
总之，钟嵘的“自然英旨”即主张诗歌应是诗人个性情感的自然流露，诗歌创作应以直寻为主，要求音韵自然，实际就是强调抒发个性情感的自然之美，亦即个性之美，其目的在于提倡自然真美。
6.钟嵘《诗品》
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气（自然力量如，风雷雨电）使事物发生变化，事物的变化被人感知，所以人都性情就被震撼，激发，表现为歌舞吟咏。
二.玉楼春 （宋祁·北宋）
东城渐觉风光好，彀皱波纹迎客棹。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三.由于气候的变化，春风吹开了景色，春水，杨柳，杏花都为之变得更富激情。而诗人自己也由于环境的感染而感概“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幻化为“持酒劝斜阳”的伤春之举
7.江郎才尽典故
江郎：指南朝江淹。原指江淹少有文名，晚年诗文无佳句。比喻才情减退。
【出 处】
钟嵘《诗品》：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授之。而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
【典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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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江淹，字文通，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 家，他的诗和文章在当时获得极高的评价。 可是，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他的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 了，而且退步不少。他的诗写出来平淡无奇；而且提笔吟哦好久，依 旧写不出一个字来，偶尔灵感来了；诗写出来了，但文句枯涩，内容 平淡得一无可取。 于是就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乘船停在禅灵寺的河边，梦见一 个自称叫张景阳的人；向他讨还一匹绸缎，他就从怀中拘出几尺绸缎还他。因此，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彩了。 又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在冶亭中睡午觉；梦见一个自称郭璞 的人，走到他的身边，向他索笔，对他说：“文通兄，我有一支笔在你那儿已经很久了，现在应该可以还给我了吧！” 江淹听了，就顺手从怀里取出一支五色笔来还他。据说从此以 后，江淹就文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什么好的文章了。
8.古代文学家穷而后工的故事都有哪些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残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5]这里钟嵘从景物气候和个人的经历两方面解释诗歌产生的原因，而强调的仍是个人遭遇的不平，个人的“怨”、“穷贱”，不平遭遇的“感荡心灵”，实际上仍然是“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范畴。但是这仍不是这种理论的源头。
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的源头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6]有人认为应当将“发愤著书”说与“穷而后工”说区别对待。[7]但笔者认为“穷而后工”与“发愤著书”还是有着许多相同之处的，“发愤”的前提在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痛苦的人生遭遇。这难道不是“穷”吗？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发愤著书”是有意为之； “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式的创作无意一些，自然一些，但同样也不可否认这里也有“有意为之”的成分。
《孟子·告子下》“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8]孟子的说法是从非常宽泛的意义讲了人之所以成就大事必先经受一番磨难，基本上属于“逆境出人才”之类的道理。但是放到文学上也是可以讲得通的。追溯“穷而后工”说的远祖，有人认为应该追溯到《易》来，黄黎星先生撰文指出，《易》中的几句话，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称名也，……其衰世之意邪”等都证明了“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易之忧患”、“易为忧患之书”，这是汉以来的历代易学家所共持的说法。这几句话欧阳修在《居士外集》卷十《经旨·易或问》中都引用过，并且明确的指出为“圣人之言”。由此断定，欧阳修既然肯定这是圣人之言，自然也就认同“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当然可以认定《易》是“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理论的源头远祖。[9]
自从欧阳修明确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以后，在两宋之际有许多的学者文人反复的阐述它。像陈师道、陆游、方岳、陈郁等都有有关的详细的论述。宋以后许多的文人更是乐此不疲。明代的金 在《觉非斋文集》里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深刻。
“人穷诗乃工尔。吾于吾友子良孙君信之矣。子良昔从太学登第为名进士，旅
道坦坦，未尝龃龉。当时居行辈中诗名未轶出也。后以非，谪交趾三十年，抑郁无
聊，暌离愤激，一发于诗而后诗始工。……其间登临吊古，触目兴怀，记物感遇无
不形于讽咏。忧而伤，劳而不怨，读之令人瞿然起敬。然则子良之诗之工，信乎，
由于穷也。夫穷而通天地，自然之理。”[10]
这一段充满感慨的论述真可谓知己之谈，“穷而通天地，自然之理”，正是因为“穷”，才使得创作者对于人生、社会有了全新的深刻的体验。穷困之后，文人首先体验到的是自己的遭遇，然后推己及人，体悟到人生的遭遇，最后感悟了天地的真诚，从而领会了生活的本质。进而将所有的以前从未有过的心灵的新经历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就成了“一发于诗而后诗始工”、“读之令人瞿然起敬”。赵翼的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11]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说：“诗以穷而后工，依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