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序是:李,王,张,刘,陈,杨,黄,赵,周,吴,徐,孙,朱,马,胡,郭,林,何,高,梁,郑,罗,宋,谢,唐,韩,曹,许,邓,萧,冯,曾,程,蔡,彭,潘,袁,于,董,余,苏,叶,吕,魏,蒋,田,杜,丁,沈,姜,范,江,傅,钟,卢,汪,戴,崔,任,陆,廖,姚,方,金,邱,夏,谭,韦,贾,邹,石,熊,孟,秦,阎,薛,侯,雷,白,龙,段,郝,孔,邵,史,毛,常,万,顾,赖,武,康,贺,严,尹,钱,施,牛,洪,龚。
==史姓宗祠通用对联一、姓氏源流史(Shǐ)姓源出有五:1、出自史皇氏,为黄帝时史官仓颉之后,以官名为氏。据《路史》上指出:“仓颉后有史氏”。
又《姓纂》上则指出:“周太史佚之后,以官为氏,汉有史皇孙逊。”另外《中华姓府》也指出:“太史佚及仓颉之后。”
仓颉为黄帝时史官,人称史皇氏。仓颉之后,衍生了仓氏、史氏、侯氏、侯冈氏、夷门氏、仓颉氏。
其后有一支以官名为姓,称为史氏。2、出自周代太史佚之后,亦以官名为氏。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西周初年有太史(古代负责记录太子言行和重要史事、管理中典籍的史官)史佚,为人严正,与太公、周公、召公并称为四圣。由于他终生在周朝任太史,他的子孙便以官名为氏。
春秋时期,列国史官之后,亦多以官名为姓,形成史氏。 3、出自古西域康国支系有史国。
国人以国名为氏。隋唐时,西域康国支庶有史国,为“昭武诸国九姓”之一,古西域康国支系有史国,居史城,为“昭武诸国”之一,史国有人来中原居住,遂以国名为氏。
4、出自唐代有突厥族有复姓阿史那氏,归唐后简改为单姓史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唐代有突厥族阿史那氏,有归附唐朝者,简改为单姓史氏。
5、出自少数民族中有史姓:① 土族史卜氏,汉姓为史。② 满、蒙、白等族均有史姓。
③ 史氏还混化了他族血统。如唐有史思明,本宁夷州突厥种。
得姓始祖:仓颉。相传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人称史皇氏。
他生有四只眼,善于观察,见人们用结绳记事相当繁琐,便发明了文字,在其创制出文字的当夜,鬼神都为之哭泣。因仓颉造字有功,其后代便以其官职为氏,称史姓,仓颉自然成为史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传说仓颉为陕西陈仓人,一说河南人,故此二地可能为史姓最早发祥地。东周列国时,各国均有史官,以官为氏者众多。
如晋有太史史墨、史苏,卫有史朝,秦有史颗均属此种情况。西汉时,史姓有外戚发展成名门望族,从鲁国史恭的妹妹史良娣(汉武帝卫太子妃妾)开始,直至史恭之子史高,史高次子史丹,世代为当朝要官。
另此期,南方广西、广东已有史姓。东汉时,又有史姓入居四川,汉至魏晋南北朝时,形成了史姓历史上六大郡望,其四为史丹之后,西晋永嘉之乱时,史丹后人史苞避乱至河西建康(今甘肃高台县),后发展成建康望族;史丹重孙崇,东汉封溧阳县(今属江苏)侯,遂举家从陕西长安县徙溧阳,后发展成宣城望族;史丹后人史节为唐礼部侍郎,迁高密(今属山东,后发展成高密望族;史丹孙史王广,居长安,后发展成为京兆望族。
另有陈留郡,系东汉京兆尹,陈留考城(今属河南)人史敞一族所在;河南郡,系东汉河南人史晨一族所在。隋唐时期,有西域史国人入居中原,以史为氏。
又有突厥阿史那氏改姓史。这两股新鲜血液的注入,壮大了史姓家族,加速了史姓繁衍。
宋元时,北方战事频繁,史姓携家大举南迁,明代史姓作为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分迁于河南、山东、陕西、安徽、湖北各地。清代以后,史姓有迁往海外、侨居新加坡等国家者。
今日史姓尤以湖南、山东多此姓,两省史姓约占全国汉族史姓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史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八十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五。
三、历史名人史籀:周宣王时太史、书法家,周初著名史官史佚后裔。据传籀文(即大篆)为其所创,他别创新体,以趋简便。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因其为史籀所作,故世称“籀文”。
史籀曾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唯物主义思想。史墨:春秋时晋国大夫,长于天文,熟悉各诸侯国内政。
其认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以及“物生有两”的辩证法。
史晨:春秋时鲁相,曾为祀孔而以隶书作碑,立于孔庙,史称“史晨碑”。该碑建于东汉灵帝的建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69年的时候,距今已有1800多年之久。
碑上所刻的文字,就是春秋时鲁相史晨祀孔子的文章,分为前后两碑,前碑载奏章,后碑叙飨礼之事,迄今全文完整可诵,隶书神碑超逸,端正谨严,为后世书法研习之宗。史丹:字君仲,鲁人,徙杜陵。
官汉代都尉侍中,时元帝想废立太子,丹竭力劝谏,元帝责备史丹,史丹脱下官帽,请罪说:“我确实看见陛下哀痛中山王,以致身体瘦损。前些时,太子应当进见,我暗中嘱咐他,不要流泪哭泣,免得引起陛下伤感。
罪过在我,我应该被处死。”元帝认为史丹说的是事实,才息怒。
后太子即位,封关内侯。史伦:宋代燕京永清(今属河北省)人。
因筑室发土得金而有财,逢金季乱世,建家塾,招学者,纳豪士,济艰困,以侠义著称,在。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
《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
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齐太史的故事,见之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
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 “董狐笔”的故事是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
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
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
赵盾毫无办法,只好叹口气,听任董狐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
这个故事记载于《左传·宣公二年》。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自古以来,是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
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不但保证了我国有着一以贯之的真实记载史事的大量历史著作,而且,这类历史著作对国君、大臣来说,多少总要使他们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遗臭于后世,从而也就产生了某种制约力量。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规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
这也是为了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
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这就是说,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文天祥《正气歌》中,他所列举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几个忠臣烈士,其中有“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颜常山舌”是指颜杲卿舌断仍喷血骂贼的壮烈事迹,而“张睢阳齿”,则讲得是唐将张巡固守睢阳,以身徇义的浩然正气。
张巡,邓州南阳人。史书称其“博通群书,晓战阵法。
气志高迈,略细节不以庸俗合,时人叵知也。”开元末年,他考中进士,显然是个文武双全的材料。
先为清河县令,政绩斐然。任满还长安,有人劝他巴结一下当朝显贵杨国忠。
张巡嗤之以鼻:“此人掌权绝非国家福祥之兆,怎能去攀附他呢。”不久,又被调往真源当县令,到任后就立即捕杀当地土豪华南金,威振方,人民敬戴。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后叛乱,连连攻陷宋州、曹州等地,谯郡太守杨万石降于贼军,逼张巡为长史,派他西去迎接贼军。张巡不受命,率属吏哭于玄元皇帝庙,感召众人,起兵抗击叛军,得众千余人。
当时,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令狐潮想率众投降贼军,下属百余人不从,全被令狐潮绑在一堆准备杀掉。恰值叛军薄城,令狐潮出去接应,被绑的义士们乘间解脱绳索,杀掉看守士卒,迎张巡等人入城。
张巡等人在城头上杀掉反贼令狐潮的妻子儿女,率兵拒战。 令狐潮愤怒至极,带上万贼兵猛攻雍丘,城内唐兵仅二、三千人。
面对惊恐之众,张巡对诸将说:“令狐潮等人对城中军情一清二楚,肯定有轻我之心。我们出其不意出击,肯定会让敌军惊溃,乘胜追击,定能大败他们。”
张巡就派千余人守城上,自己为前驱,以余军分成数队突然冲出城,令狐潮的贼军猝不及防,一时退却。转日。
叛军又猛然攻城,张巡在城上搭建防护楼橹,用柴火烧油烧掉敌军攻具无数,令对方不能近城,并不时乘间攻出城外,杀敌甚众。两个多月内,大小数百战,唐军甲不卸身,负伤战斗,最后竟打得令狐潮四万贼军掉头而逃。
唐军乘胜追击,差点生擒令狐潮。恼羞之下,令狐潮增兵又来,重新围城。
令狐潮与张巡是老相识,在城下劝诱张巡:“朝廷现在兵不能出关,天下大势已去,您以老弱残兵守此危城,尽忠无主,不如投降下城与我共图富贵。”张巡答言:“从古义来讲,君主杀掉父亲,为臣为子的不能报怨。
您以妻儿被杀怨恨朝廷,借贼之力想要报复,可以预见您最终一定为朝廷所戮,而且百世骂名难逃!您平生以忠义自诩,今日之事,忠义何在!”令狐潮羞愧而去。 由于当时各地交通隔绝,城中有六名将领暗中联合,一起到张巡面前表示说已。
苏轼的第一任妻子是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
“生十有六岁,而归于轼。” 王弗生于书香门第之家,受到传统文化的熏染,十分聪慧,但个性内敛,不嗜浮夸。
“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
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刚开始时,并没有夸饰自己能知书,但苏轼在读书时,她一直陪伴在旁,苏轼看书遇到遗忘的地方,王弗倒是能够记起。苏轼问她其他书,她大概都能知道一些。
苏轼赤子童心,性情浪漫,“觉天下无一个坏人”,他刚到凤翔上任时,凡处于外,王弗都要问个详细,她对人事的认识是比苏轼更加透彻和务实的,她说“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王弗能察言,并能由此识人,《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还记载着这样的故事: 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
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
苏轼和客人在外间说话,王弗会在屏间“偷听”,等苏轼回来了便会提醒苏轼要对那些首鼠两端、见风使舵之人要有所戒备。有些人有求而来,表现得甚为亲厚,但王弗对他说,这种人怕是不能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
虽然苏轼没有在墓志铭中明确指出有何许人也,但事实确如王弗所料,像张、章惇这两个在凤翔时与苏轼往来频繁的“朋友”,后来都对苏轼严加迫害。王弗在陪伴苏轼的11年间,多是做为苏轼的建议人和监督人的,在《苏轼文集》卷七十三《先夫人不发宿藏》中,苏轼记道: 某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
轼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
轼愧而止。 从秦朝就有方士为求长生修炼不老仙丹,到北宋,长生不死之梦也还是大行其道的,当时的刘敞便挖掘青铜器,欲得古人所藏的仙丹。
苏轼甚至也要掘坟探丹,王弗就说,如果婆婆在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去挖坟的。苏轼顿然惭愧而止。
十分迷恋仙道仙丹之事的苏轼,对于王弗,显然是敬重大于自我的纵度,“愧而止”,也从侧面可以窥见苏轼对王弗的尊重和平等意识。 治平二年五月(1065年),年仅二十七岁的王弗去世,苏轼在王弗迁墓与苏母合葬时所写的墓志铭中哀叹说,“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
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王弗死后,苏轼的政治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个中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但如若有王弗的警戒和规劝,苏轼或许就能较少地遭受言辞之罪了吧? 熙宁八月,苏轼已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和,被转迁至密州任知州,生活上的漂泊,政治上的失意,更兼夜梦与亡妻相遇,十年间的感情积溢,催发出了这首断人肝肠的《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词一向被看作是开豪放派的先河,人称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大喝“大江东去”才得况味。
明人张綖甚至在《诗余图谱》“凡例”之后直接以苏轼词为豪放附识,“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
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赡之作,多是豪放。”然而,这首为亡妻王弗所写的《江城子》,情到深处,是典型的婉约词,而且是婉约词上的高峰。
词的上片先写相思情深,接着联想到自己十年来坎坷的境遇,作了奇特的假设和想象:十年的风风雨雨,已使我灰尘满面,鬓发如霜,纵使是亡妻能相见,大约也是“相逢应不识”吧!是政治道路的坎坷,还是思念之情的煎熬,使诗人容颜变化如此之大?上片留给人以无尽的余响,并为下片写梦作了铺垫。下片写梦中幽会之景:“小轩窗,正梳妆”,既是梦中所见,也是十年前夫妻恩爱生活的再现。
接着笔锋一转,既无当年的欢乐,也无“相逢应不识”的惊讶,而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无言而泪,千般感慨、万种风情尽在其中了。
结末三句写梦后冥想:此后岁月里,使他肝肠寸断的,只有那朦胧的月夜,那小松成林的山冈,那遥隔千里的孤坟!这用泪水挥染而成的幽暗画面,凝聚了诗人无限凄凉之情,“词情蕴藉”、“含思凄婉”的婉约风格达到了高峰。
四请马周 历史上有刘备三顾茅庐、恭请诸葛亮出山辅佐汉室的故事,留下流传千秋的纳贤佳话。
其实,盛世明君唐太宗也有一段四请马周的故事。太宗不仅在草创基业、马上定天下时注重求贤,而且在登基称帝后,更是思得忠良以匡辅国政。
他三请马周破格用才的故事,显示出他思贤若渴的明君本色。贞观三年,天下大旱,严重的灾情已危及国计民生。
唐太宗忧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的谴责自己。太宗求天不应,便召集群臣商量对策。
他宣布,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要指出朝廷政令的得失,并提出几条具体的意见。这可难坏了武将常何,他回到府中,愁眉不展。
正好家中一位名叫马周的落魄朋友,漫游到长安,借住在他的府中。得知了常何的为难之事,马周不假思索,伏在案上,洋洋洒洒的向朝廷提了二十多条建议,文辞非常优美。
次日早朝,常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奏疏呈现给太宗。太宗一看,这些建议有根有据,切中时弊,确属可行,但武夫常何决非有这神来之笔,便问他是何人所写。
常何告诉太宗为马周所写。太宗又问马周是何样之人,常何便向太宗介绍说:“马周是清河茌平(今山东茌平)人,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尤其精通先秦诸子的典籍。
由于自负才学出众,清高而孤傲,郁郁不得志。他在博州一所学校教书,常受地方官的训斥,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离家远游。
他穷困潦倒,经常受人欺凌,历尽艰辛来到长安,住在臣家,乃当今一大奇士也。” 致酒行——李贺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
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史籍记载 马周,字宾王,博州茌平人。
少孤,家窭狭。嗜学,善《诗》、《春秋》。
资旷迈,乡人以无细谨,薄之。武德中,补州助教,不治事。
刺史达奚恕数咎让,周乃去,客密州。赵仁本高其才,厚以装,使入关。
留客汴,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丰,逆旅主人不之顾,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众异之。至长安,舍中郎将常何家。
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余事,皆当世所切。
太宗怪问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
帝即召之,间未至,遣使者四辈敦趣。及谒见,与语,帝大悦,诏直门下省。
监察御史,奉使称职。帝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
周上疏曰:臣每读前史,见贤者忠孝事,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马之养,已无所施;顾来事可为者,惟忠义而已。
是以徒步二千里,归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
窃自惟念无以论报,辄竭区区,惟陛下所择。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右,墙宇门阙,方紫极为卑小。
东宫,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虽志清俭,爱惜人力,陛下不敢违,而蕃夷朝见,四方观听,有不足焉。
臣愿营雉堞门观,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矣。臣伏读明诏,以二月幸九成宫。
窃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远,非能旦发暮至也。
万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见陛下,何以逮之?今兹本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热处,而陛下走凉处,温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诏书既下,业不中止,愿示还期,以开众惑。
臣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籓国,遂贻子孙,世守其政。窃惟陛下之意,诚爱之重之,欲其裔绪承守,与国无疆也。
臣谓必如诏书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尧、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兆庶被殃,国家蒙患。
正欲绝之,则子文之治犹在也;正欲存之,则栾黡之恶已暴也。必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人,宁割恩于已亡之臣,则向所谓爱之重之者,适所以伤之也。
臣谓宜赋以茅土,畴以户邑,必有材行,随器而授。虽干翮非强,亦可以免累。
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臣闻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本,故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亦言“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圣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践祚,宗庙之享,未尝亲事。
窃惟圣情,以乘舆一出,所费无蓺,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书皇帝入庙,将何以贻厥孙谋、示来叶邪?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然圣人训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
臣闻致化之道,在求贤审官。孔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是言慎举之为重也。臣伏见王长通、白明达本乐工舆皁杂类;韦般提、斛斯正无他材,独解调马。
虽术逾等夷,可厚赐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与外廷朝会,驺竖倡子,鸣玉曳履,臣窃耻之。
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与士大夫为伍。帝善其言,除侍御中。
又言: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
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
三家分晋是指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
春秋晚期,晋国的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专权。公元前490年,赵氏击败范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58年,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尽为韩、赵、魏、智氏四家瓜分。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联合击败智氏,平分其地,分别建立韩、赵、魏三个政权。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正式承认了他们诸侯的地位。《资治通鉴》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史学界以此作为东周时期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
《淮南子》人间训篇 有一句关于孙叔敖被楚庄王赏识并提拔的诗句:
“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
意思是:孙叔敖引流期思之水,将其用于浇灌雩娄良田,楚庄王以此看出孙叔敖治理国家的才能,便任命孙叔敖为楚国令尹。
孙叔敖于淮河岸边长大,幼时饱尝水旱灾害之苦。因此,兴修水利、根治水患,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抱负。孙叔敖当了令尹后,更是大修水利工程,著名的水利工程:芍陂和期思雩娄灌区至今福泽两淮。
《孟子》告子章句下·第十五节
“孙叔敖举于海”的意思可能是:孙叔敖因治水有功,被楚庄王赏识而为令尹。
古代时期的 “海” 源于盛水的容器,可指看不到边际的湖泊、海洋,比如青海、中南海。
曹操,即魏武帝。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
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年二十,举孝廉,为郎,历任洛阳北部尉、济南相等职。
曹操。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中,逐步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占据兖州,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分,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东)。
后用其名以发号施令,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大破元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为丞相,率军二十余万南下,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被孙权和刘备联军击败。
陆绩六岁,作客归来。母性所爱,怀橘三枚。
汉陆绩,字公纪,吴郡人。其父康,曾为庐江太守,与袁术交好。绩六岁时,于九江见术,术出橘待之。绩怀其三枚,及归拜辞,橘堕地。术笑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术大奇之。
情到真处,小节亦关至行,况六岁之儿,一橘不忘母乎,真千古美谈也。今人席间怀果,欲娱其儿。夫一样怀归,盍易爱子之心以爱亲。怀物与儿,识者贱之,怀物奉亲,人皆敬之。奇哉陆郎,可以为法矣。
【白话解释】
汉朝末年间时候,有个姓陆名绩的,表字公纪,是吴郡地方的人。他的父亲名叫陆康,曾经做过庐江地方的知府,和袁术很要好。
陆绩年纪还只有六岁的时候,便会到九江地方去拜见袁术。袁术就拿出许多橘子来,给陆绩吃。陆绩暗地里把三个橘子装在袖子里,等到告别的时候,就向着袁术拜谢了一回。不料这三个橘子,扑陆的从袖子里跌到地上。
袁术笑着说,陆郎呀,你来做了小客人,竟暗地里藏了主人的橘子,不防他人笑你来偷橘子么。陆绩便双膝跪在地上,回答道,我母亲的性子,很喜欢吃这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想起带几只回去,给母亲吃。袁术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大大的希奇。些东西。
稗官野史
联合式成语,本义指旧时的小说和私人编撰的史书,泛称记载轶闻琐事的文字。语出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
稗官:古代的一种小官,专给帝王搜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以供省览,后称小说或小说家为稗官。
稗官野史:指旧时的小说和私人编撰的史书。泛称记载轶闻琐事的文字。[1]
成语解释
成语正音:稗,不能读作“bēi”。
成语辨形:史,不能写作“吏”。
成语结构:联合式
语法用法:作谓语、宾语、定语;旧时小说、杂史的统称
近义词:稗官小说、奇文轶事
反义词:官修正史[2]
成语典故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3]
词语辨析
《儿女英雄传》第十六回:“这稗官野史,虽说是个顽意儿,其为法则,则如文章家一也;必先分出个正传附传,主位宾位,伏笔应笔,虚写实写,然后才得有个间架结构。”
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七十回:“如今我要将这碑记付给文人墨士,做为稗官野史,流传海内。”
换成以下几个故事吧!哲理都在文中了
《陈平忍辱苦读书》
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
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文天祥少年正气》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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