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巴蜀刘焉
当东汉末年刘表割据荆州之际,另一位汉宗室皇族成员刘焉则在我国西南的巴蜀一带割据称雄,成为汉魏之际四川地区最早的刘姓统治者。
《三国志》记载,刘焉也是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馀的后裔。鲁藩王族在西汉时期一直居住在山东曲阜一带,王莽时期随同所有宗室成员一同被贬为庶民,宗族急速衰落。东汉建立后,刘秀另封自己的亲侄子刘兴做鲁王,原来的鲁藩王族则有一部分开始向外迁徙。东汉章帝元和年间(84-88年),鲁恭王刘馀的某位后人被朝廷改封到竟陵,他的支庶家族从此也从今山东曲阜来到今湖北省潜江西北定居。这支迁到竟陵的刘氏家族,因系皇族宗室,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子弟可以凭借皇族的特殊身份优先进入仕途,而刘焉就是这个家族中最杰出的代表。
江西《中华刘氏通谱》记载:刘焉是第3代鲁王刘庆忌的第4个儿子建陵侯刘遂的后裔。建陵靖侯刘遂传建陵节侯刘鲁,刘鲁传建陵侯刘连文。刘焉就是刘连文的儿子。刘焉早年曾在司徒祝恬门下学习,汉灵帝时,就在当地州、郡政府中任职,并以宗室身份谋得了一个郎中的职位。后又被举荐为"贤良方正",历任洛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最后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进入朝廷,任宗正、太常等职。
刘焉是东汉后期分裂理论的制造者之一。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社会黑暗,朝廷大臣们见大乱将至,人人自危。这时,身为宗室成员的刘焉不是认真地思考怎么样来维护刘氏天下的统一和稳定,而是在为自己的个人前途作打算--试图在乱世中为自己谋得一块安全的小地方。于是,他在中平五年(188年)向汉灵帝上书建议说:如今国家将乱,主要是因为各州郡地方官员暴虐百姓,使得百姓离心反叛所致。因此,朝廷应该选派一批廉洁而有威望的大臣任牧伯,让他们到地方去坐镇一方,以控制天下日益恶化的乱局。刘焉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于是,大批重臣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做州牧,如宗正刘虞任幽州牧、太仆黄琬出任豫州牧。但是,朝廷没有想到,这些手握兵权的大臣们坐镇一方之后,很快就成为中央皇朝的心腹大患:他们各自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再也不听中央政府的指挥调动。于是,分裂割据的局面很快就在东汉末年形成了。
刘焉的建议虽然加速了汉帝国的瓦解,却为他自己争得了一方水土。公元188年,刘焉被汉灵帝任命为益州牧,并受封为城阳侯,从此来到了他梦想的益州。据说,刘焉原本是请求做交趾牧,后听人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就又通过关系请求出任益州牧。刘焉封侯拜州牧时,他的家族也鸡犬升天。刘焉有4个儿子:长子刘范,官任汉朝廷的左中郎将;二子刘诞,任制书御史:三子刘璋,任奉车都尉;四子刘瑁,官任别部司马。但当时刘焉走马上任时,只带了小儿子刘瑁一人同来益州,而其余3个儿子则都留在朝廷,并跟随汉献帝西迁长安。
董卓在朝当权时,多次征调刘焉,刘焉都拒不听命,董卓一怒之下把刘范三兄弟全部逮捕入狱。后来虽然获释,但刘焉已有了担心,就装病将刘璋从长安骗来,让他也留在身边,不再回长安。公元194年,长安发生兵变,汉征西将军马腾率部攻打长安,试图以武力推翻把持朝政的另一位军阀李拎。刘焉、刘范父子都积极参与了这场政变。刘焉还直接从他的益州抽派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参战。可惜此次兵变以马腾失败告终,刘焉的大儿子刘范在兵变中丧生,第2个儿子也在兵变失败后被朝廷逮捕并处死。几位孙子则在刘焉世交好友议郎庞义的尽力营救下脱险,从长安逃到了四川。
正当刘焉痛失爱子的时候,益州城内一场大火天灾,把刘焉私下修造的越格车马烧了个干干净净。刘焉认为自己气数已尽,天命如此,竟然气得背发恶疮,一病不起,不久就在益州新州城成都病逝。
刘焉死后,他的第3个儿子刘璋在一帮益州高级地方官的拥戴下,继任益州牧,并得到了汉献帝朝廷的承认。刘璋还被加授监军使者的头衔。刘璋为人生性宽厚柔弱,缺乏威严和谋略,才能还在乃父刘焉之下,远不是一个能镇守一方进而雄霸天下的霸主之才。他继任益州牧之后,益州的地方豪强和原刘焉的部下,纷纷扩张自己的势力,渐渐不受刘璋的节制,而益州的老百姓也对为政无方、政令多失的刘璋失去信心。
“废史立牧”说的东汉汉灵帝时期的太常刘焉。刘焉在公元188年也就是东汉中平五年的时候,向汉灵帝上书,建议汉灵帝启用宗室子弟和重臣为州牧,一州之内州牧的权利最大,刺史和太守的权利都要在州牧之下,史称“废史立牧”。
要想深入理解这个历史典故,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刺史在东汉的官制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刺史原本是监察官的意思,但是在西汉的中后期刺史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于是渐渐就成了一个州郡的地方行政长官。而刘焉上书要求立的州牧比刺史的权利要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州牧除了掌管地方行政之外,也掌管着地方的军事。这样就很容易形成地方割据的军阀。可以说东汉末年的群雄纷争,战火连天,出现了各路诸侯混战,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废史立牧”。
其实刘焉上书“废史立牧”自己也是没安好心的,身为太常的刘焉他的心里面想着的不是家国天下,他心里想着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他为了想要自己避祸,借口镇压天下的民乱,提出来“废史立牧”这样一个制度。我们可想而知,在刘焉向汉灵帝上书“废史立牧”之后,第一批州牧里面就有刘焉的名字。
“废史立牧”制度正式确立以后,各州州牧开始各自为政,中央的权威性开始丧失,中央的命令再难下达到地方去执行。每个州就像个独立的国家一样各自为战,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可以说“废史立牧”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并且使得社会更加地动荡,民不聊生。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巴蜀刘焉 当东汉末年刘表割据荆州之际,另一位汉宗室皇族成员刘焉则在我国西南的巴蜀一带割据称雄,成为汉魏之际四川地区最早的刘姓统治者。
《三国志》记载,刘焉也是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馀的后裔。鲁藩王族在西汉时期一直居住在山东曲阜一带,王莽时期随同所有宗室成员一同被贬为庶民,宗族急速衰落。
东汉建立后,刘秀另封自己的亲侄子刘兴做鲁王,原来的鲁藩王族则有一部分开始向外迁徙。东汉章帝元和年间(84-88年),鲁恭王刘馀的某位后人被朝廷改封到竟陵,他的支庶家族从此也从今山东曲阜来到今湖北省潜江西北定居。
这支迁到竟陵的刘氏家族,因系皇族宗室,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子弟可以凭借皇族的特殊身份优先进入仕途,而刘焉就是这个家族中最杰出的代表。
江西《中华刘氏通谱》记载:刘焉是第3代鲁王刘庆忌的第4个儿子建陵侯刘遂的后裔。建陵靖侯刘遂传建陵节侯刘鲁,刘鲁传建陵侯刘连文。
刘焉就是刘连文的儿子。刘焉早年曾在司徒祝恬门下学习,汉灵帝时,就在当地州、郡政府中任职,并以宗室身份谋得了一个郎中的职位。
后又被举荐为"贤良方正",历任洛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最后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进入朝廷,任宗正、太常等职。 刘焉是东汉后期分裂理论的制造者之一。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社会黑暗,朝廷大臣们见大乱将至,人人自危。这时,身为宗室成员的刘焉不是认真地思考怎么样来维护刘氏天下的统一和稳定,而是在为自己的个人前途作打算--试图在乱世中为自己谋得一块安全的小地方。
于是,他在中平五年(188年)向汉灵帝上书建议说:如今国家将乱,主要是因为各州郡地方官员暴虐百姓,使得百姓离心反叛所致。因此,朝廷应该选派一批廉洁而有威望的大臣任牧伯,让他们到地方去坐镇一方,以控制天下日益恶化的乱局。
刘焉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于是,大批重臣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做州牧,如宗正刘虞任幽州牧、太仆黄琬出任豫州牧。但是,朝廷没有想到,这些手握兵权的大臣们坐镇一方之后,很快就成为中央皇朝的心腹大患:他们各自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再也不听中央政府的指挥调动。
于是,分裂割据的局面很快就在东汉末年形成了。 刘焉的建议虽然加速了汉帝国的瓦解,却为他自己争得了一方水土。
公元188年,刘焉被汉灵帝任命为益州牧,并受封为城阳侯,从此来到了他梦想的益州。据说,刘焉原本是请求做交趾牧,后听人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就又通过关系请求出任益州牧。
刘焉封侯拜州牧时,他的家族也鸡犬升天。刘焉有4个儿子:长子刘范,官任汉朝廷的左中郎将;二子刘诞,任制书御史:三子刘璋,任奉车都尉;四子刘瑁,官任别部司马。
但当时刘焉走马上任时,只带了小儿子刘瑁一人同来益州,而其余3个儿子则都留在朝廷,并跟随汉献帝西迁长安。 董卓在朝当权时,多次征调刘焉,刘焉都拒不听命,董卓一怒之下把刘范三兄弟全部逮捕入狱。
后来虽然获释,但刘焉已有了担心,就装病将刘璋从长安骗来,让他也留在身边,不再回长安。公元194年,长安发生兵变,汉征西将军马腾率部攻打长安,试图以武力推翻把持朝政的另一位军阀李拎。
刘焉、刘范父子都积极参与了这场政变。刘焉还直接从他的益州抽派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参战。
可惜此次兵变以马腾失败告终,刘焉的大儿子刘范在兵变中丧生,第2个儿子也在兵变失败后被朝廷逮捕并处死。几位孙子则在刘焉世交好友议郎庞义的尽力营救下脱险,从长安逃到了四川。
正当刘焉痛失爱子的时候,益州城内一场大火天灾,把刘焉私下修造的越格车马烧了个干干净净。刘焉认为自己气数已尽,天命如此,竟然气得背发恶疮,一病不起,不久就在益州新州城成都病逝。
刘焉死后,他的第3个儿子刘璋在一帮益州高级地方官的拥戴下,继任益州牧,并得到了汉献帝朝廷的承认。刘璋还被加授监军使者的头衔。
刘璋为人生性宽厚柔弱,缺乏威严和谋略,才能还在乃父刘焉之下,远不是一个能镇守一方进而雄霸天下的霸主之才。他继任益州牧之后,益州的地方豪强和原刘焉的部下,纷纷扩张自己的势力,渐渐不受刘璋的节制,而益州的老百姓也对为政无方、政令多失的刘璋失去信心。
刘娥为四川成都人,生于开宝二年(969年),出身贫寒,从小父亲就死了,跟随外祖母家的亲戚四处流浪,十几岁时就嫁给银匠龚美为妻。
为了做生意赚钱,银匠带着刘娥来到当时的京城开封。龚美生意不好,走投无路,就想把刘娥卖掉。
赵恒(当时还是襄王)的幕僚张旻(张耆)见过刘娥后,觉得她聪慧貌美,想起赵恒曾说起想纳一个四川女子做侍妾,就安排两人见面。赵恒见到刘娥后非常满意,便把她买了下来。
刘娥颇得赵恒的欢心,两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宋太宗赵光义知道此事后大怒,勒令赵恒把刘娥逐出襄王府。
父命难违,但赵恒实在舍不得刘娥,便偷偷把刘娥寄养在张旻家。张旻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娥,自己为了避嫌,每天睡在襄王府,以免招致不必要的怀疑,甚至是杀身之祸。
赵恒即位后,没有忘记刘娥,把她接到了皇宫,疼爱依旧。刘娥在宫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已经升为德妃。
当时郭皇后已经去世,在后宫中,刘娥的地位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刘娥不仅温柔美丽,且生性机敏,通晓书史,对国家大事也颇具见识。
赵恒批阅文件,刘娥常陪伴左右。凡有疑难,刘娥总能提供恰当的建议,深得赵恒信任。
在郭皇后去世之后,赵恒有意立刘娥为后,但他也知道刘娥的出身是最大的障碍。赵恒拿不定主意,就找参知政事赵安仁商量。
正因刘娥出身卑微,赵安仁反对立她为后。赵恒听了很不高兴。
第二天又找王钦若商量,并把赵安仁的意见告诉了他。王钦若对赵恒说:“陛下不如问问赵安仁,他认为应该立谁为皇后。”
改天,赵恒问赵安仁该立何人为皇后,赵安仁建议:“德妃沈氏是前朝宰相沈义伦的后人,可以做皇后。”赵恒次日跟王钦若说明了赵安仁的意见,王钦若说:“陛下不说,臣也知道他会这样说,赵安仁过去曾经做过沈义伦的门客!”赵恒觉得赵安仁徇私,就将其罢免,下决心立刘娥为后。
但刘娥为人处事颇为谨慎。当赵恒决定立她为后时,宰相王旦忽然请病假,刘娥担心王旦持反对意见,就劝说赵恒推迟此事。
后来王旦上疏表示同意立刘娥为后,这件事情才最终确定下来。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娥被册立为皇后。
刘氏由银匠之妻成为皇后,绝非单单因为美貌。此时的刘娥已经40多岁,早已过了花样年华,吸引赵恒的是她的智慧和能力。
精明能干的刘娥把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同时在朝政方面能给赵恒以帮助。赵恒十分信任、甚至有些依赖她。
当赵恒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时,刘娥便顺理成章地帮丈夫处理朝廷日常政务,裁定军国大事。另外,刘娥的前夫龚美将自己的妻子让给赵恒之后,也留在赵恒身边为其效力。
赵恒即位后,龚美改姓刘,与刘娥以兄妹相称。由于刘娥的关系,刘美升得很快,逐渐掌握了京城军权,成为刘娥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
赵恒统治晚期,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寇凖、丁谓两派之间的斗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娥虽受真宗宠爱,但自己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正巧,赵恒看上了刘娥宫里的一个侍女李氏(李宸妃),受到赵恒宠幸的李氏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当时刘娥还没有被封为皇后,年近四旬的刘娥可能认识到自己不会再有孩子,便接受了刘娥的这个孩子,由她和另外一个嫔妃杨氏(章惠皇后)共同抚养,严禁宫人向孩子说明真相。
赵恒很宠爱刘娥,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拥有子嗣,对刘娥能册立为皇后,以及赵恒死后顺利垂帘听政具有重要的意义。
聪明的刘娥十分明白儿子对她的重要性,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刘娥还真是充当了一个合格母亲的角色,细心地抚育赵受益,母子感情十分融洽。这位皇子从小就叫刘娥大娘娘,叫杨氏小娘娘,一直认为刘娥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直到刘娥去世后,才知道真相。
“狸猫换太子”描述的是宋真宗赵恒时,刘妃(刘娥)与内监郭槐合谋,以添加剥皮狸猫调换李宸妃所生婴儿,李宸妃随被打入冷宫。赵恒死后,仁宗赵祯即位,包拯奉旨赴陈州勘察国舅庞煜放赈舞弊案。
中途,包拯受理李妃冤案并为其平冤,迎李妃还朝,这件事也因此成为经久不衰的典故。另有版本记载刘妃狸猫换太子后,李氏受冤被打入冷宫而亡,仁宗即位后,刘被封为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把握朝政经,刘氏掌权十几年过足了“权力瘾”才安然死去。
但据《宋史》记载: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眀孝皇帝,讳祯,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甲午,皇太后崩,遗诏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夏四月丙申朔,出大行皇太后遗物赐近臣,壬寅,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至此帝始知为宸妃所生。
刘禅小名“阿斗”。据传,刘禅之母甘夫人因夜梦仰吞北斗而怀孕,所以其小名叫做“阿斗”。
与其相关的典故一般指乐不思蜀。
某日,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嘱咐演奏蜀中乐曲,并以歌舞助兴时,蜀汉旧臣们想起亡国之痛,个个掩面或低头流泪。独刘禅怡然自若,不为悲伤。司马昭见到,便问刘禅:“安乐公是否思念蜀?”刘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也。”他的旧臣郤正闻此言,趁上厕所时对他说:“陛下,下次司马昭如若再问同一件事,您就先注视著宫殿的上方,接着闭上眼睛一阵子,最后张开双眼,很认真地说:‘先人坟墓,远在蜀地,我没有一天不想念啊!’这样,司马昭就能让陛下回蜀了。”刘禅听后,牢记在心。酒至半酣,司马昭又问同样的问题,刘禅赶忙把郤正教他的学了一遍。司马昭听了,即回以:“咦,这话怎么像是郤正说的?”刘禅大感惊奇道:“你怎么知道呀!”司马昭及左右大臣哈哈大笑。司马昭见刘禅如此老实忠恳,从此再也不怀疑他。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古代一种非常规的用兵法则,是一种军事谋略,在历史上曾有许多非常成功的战例。
所谓“栈道”,是指在悬崖峭壁的险要地方凿孔支架,铺上木板而建成的通道,可以行军、运输粮草辎重,也可供马帮商旅通行。陈仓,是古代县名(今陕西省宝鸡市东),是汉中通向关中的咽喉要道。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后,就向各诸侯分封领地,其中把巴、蜀、汉中三郡分封给刘邦,立为汉王。 刘邦在去领地途中令部下烧毁了栈道,他这是向项羽表白没有向东扩张的意图。
刘邦待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后,便抓住时机迅速挥师东进,其野心是要与项羽一争取陈仓出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 陈仓是刘邦进入关中的必经之地,两地之间有险山峻岭阻隔,又有雍王章邯的重兵把守。
刘邦按韩信的计策派了最信任的大将——樊哙带领一万人去修五百里栈道,并以军令限一月内修好。当然,这样浩大的工程即使三年也不可能完成。
正是这一点,迷惑麻痹了陈仓的守将。陈仓的雍王章邯万万没想到刘邦的精锐部队摸着无人知晓的小道翻山越岭偷袭了陈仓。
刘邦通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顺利挺进到关中,站稳了脚跟,从此拉开了他开创汉王朝事业的大幕。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成语,在军事上的含义是:从正面迷惑敌人,用来掩盖自己的攻击路线,而从侧翼进行突然袭击。
这是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谋略。引申开来,是指用明显的行动迷惑对方,使人不备的策略,也比喻暗中进行活动。
有时也可将“明修栈道”省略掉,把“暗度陈仓”单独来使用。
战国时洛阳人白圭,是继范蠡之后的又一位巨商大贾。
白圭经商所遵循的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八字方针。他所经营的主要是农副产品。
按照这八字方针,丰年时粮食大量上市,粮价下跌时就将粮食收购入库,便是“人弃我取”。歉年,粮价上涨,就将库存的粮食出库销售,便是“人取我与”。
谷贱时也不过分压价,谷贵时也不过分抬价,这样既可以从中获利,又调剂了市场供求关系,因此白圭被誉为“诚贾良商”。白圭对于自己的经商之术颇为自豪,他强调一个高明的商人,应有智、勇、仁、强四方面的修养,这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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