佑庵(三槐堂典故的来历)

1.“三槐堂”典故的来历

三槐堂，即三槐王氏的堂号。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最大的一支，闻名天下，枝繁叶茂，是太原王氏（或琅琊王氏）的一衍派。三槐堂是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三槐堂的由来

王祜（亦名王佑），祖籍莘县（宋时属大名府，今属山东省），以文学见长。五代时先仕晋，后及汉、周，北宋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拜其为监察御史，颇得赏识，官职不断升迁，以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乃举家迁来京城，落户开封。时在宋乾德三年（965年）至开宝二年（969年）之间。

王祜落户开封的具体地址，明李濂的《汴京遗迹志》说在仁和门外，清周城的《宋东京考》说在望春门外。这仁和门和望春门实际指的都是曹门，即今曹门关中街偏北一带。

宋开宝二年（969年），有人密告魏州节度使符彦卿谋叛。魏州即大名（大名县亦名魏县），宋太祖乃派王祜权知大名府。那个时候，莘县一带归属大名府，宋太祖要王祜衣锦还乡，许以“便宜”行事，并以赵普（一说王溥）相位相许的真实用心在于除符，王祜自是心知肚明。但王祜至大名接任后，明察暗

开封府题名碑上有多位三槐堂族人姓名

访，却查无实据，数月无闻。宋太祖乃驿召面问，王祜直言禀报，符彦卿无谋叛事实，并以自己全家百口性命担保。甚至直谏太祖吸取晋、汉（五代）皇帝因猜忌而滥杀无辜的教训。太祖听后很不以为然，乃把王祜改派知襄州。如此以来，王祜升迁宰相的许诺当然是落空了。王祜赴襄州任前在其宅院内，手植槐树3棵，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以我们今人的思想揣度王祜当时的心情，很可能对自己当不成宰相有点生气，可能是“别看我不能位列三公，我的子孙一定有能担任宰相，位列三公的”气话。当然，也可以认为王祜这句话是他的自信或远见。但他以三槐比拟三公确是无疑的。

后来的事实果不出其所料，他的儿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做了宰相，使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三槐堂不仅成了王祜一支的堂号，而且成为整个王氏大家族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三槐王氏。

褒公西入咸阳，传四世至綝公，綝有十子，第三子曒公为潞州刺史，曒公八传至言公，为唐滑州黎阳令，言公生彻，为后唐进士，官至左拾遗，彻公生佑，是为三槐王氏始祖。

开封东郊大边村王旦墓

佑公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后晋天福年中，以书见桑维翰，维翰称其藻丽，由是名闻京师。邺帅杜重威辟为观察支使。至后周，仕为魏县、南乐二县县令。宋太祖即位，擢拜监察御史，后加集贤院修撰，转户部员外郎。至宋太宗时，知河中、开封二府，以病请告，拜为兵部侍郎。佑公生逢五代战乱，历事后晋、后周和宋朝，皆以文武忠孝而显名。佑公宦居于汴梁城东时，筑室于仁和门外，尝手值三槐于庭院中，言称其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来王佑裔孙因之而称为“三槐王氏”。

三槐王氏自祜公以后，簪缨相继，历世为官，子孙分任各处，子孙散布于海内外

2.北宋大臣陈尧佐的故事 陈尧佐的轶事典故有哪些

轶事典故

南庵之语

陈尧佐初见陈抟时，陈抟惊奇于他的风骨，认为他可以学仙。陈抟带陈尧佐拜访引之同访白合的一位修士，陈抟问修士说：“怎么样？”修士掉头说：“是南庵啊，将位极人臣罢了。”陈尧佐不明白南庵是什么意思。后来他担任转运使，途经终南山，碰到路人告诉他说：“我刚从南庵来。”陈尧佐于是派侍从打听南庵的所在地，因而前往游览。前行不过几里，仿佛像平生曾经历过一样。等到了南庵后，马上默记下了自己默识其宴坐及休息的地方。陈尧佐考证南庵修行及示寂的时间，正是自己出生的那天，他这才明白自己的前身是南庵的修行僧。

以身作则

陈尧佐知寿州时，遭逢饥荒，他自己率先献米做粥来赈济饥民，寿州官民因而争相献米，保全了数万百姓的性命。陈尧佐事后说：“我难道会把此事当成私人的恩惠吗？只是因为与其用政令指挥人，不如以身作则，而让大家自愿仿效。”

不惧权贵

当时祥符知县陈诂治理严厉苛刻，官员打算加罪陈诂，便使县为之一空，刘太后果然愤怒；但陈诂与宰相吕夷简连亲，执政大臣以嫌不敢争辩。事情传至枢密院，只有陈尧佐说：“惩处陈诂则奸吏得计，以后谁敢再约束胥吏呢？”陈诂因此得以免罪。

俭约爱物

陈尧佐性情勤俭节约，看见动物必定告诫左右侍人不要杀害。器物衣服坏了，随时就缝补，说：“无非是使之不全部被丢弃。”自号“知余子”。临终前一日，自撰墓志说：“年寿八十二不为夭折，官一品不为低贱，使相接受俸禄不为耻辱，这三者大略可以归息于父亲栖神之地了。”陈抟曾对他的父亲说：“您三个儿子都当为将相，惟有中子显贵而且年寿高。”后来果像陈抟所说的那样。

书法趣闻

陈尧佐擅写八分书，自创“点画肥重”的堆墨书。他出知郑州时，曾在府中摆宴，一位伶人为戏弄陈尧佐，拿出大幅纸，用浓墨涂写，并用粉笔点上四点。陈尧佐询问：“这是什么字？”伶人回答：“堆墨书写的‘田’字。”陈尧佐大笑。

陈尧佐曾与石中立同任宰执，石中立一向诙谐逗趣，想要戏弄陈尧佐。政事堂（宰相、参知政事议事办公处）中有黑饭床，长五、六尺，石中立取来取白垩横放在床上，长达一尺多。他对陈尧佐说：“我常常学习您的堆墨书。”陈尧佐听后，非常高兴。石中立让小吏把床抬出，接着说：“我已经能写‘口’字了。”陈尧佐明白石中立是在戏弄自己后，颇为失望。

陈尧佐游览长安佛寺时，为其题名。一位侍从不小心打翻砚台，弄脏了陈尧佐的鞋子。陈尧佐性急，一怒之下，便将毛笔塞进侍从的鼻子里，随行的客人无不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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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笔冢墨池 的典故

草书大家怀素学书分刻苦，：“笔冢墨池”的成语典故就是由他所得。

绿天庵，是唐代著名书法家，人称草书圣手的怀素出家修行，种蕉练字的地方。著零陵县志记载：绿天庵清咸丰壬子年毁于兵，同治壬戍年郡守阳翰主持重建。

下正殿一座，上为种蕉亭，左为醉僧楼，有怀素塑像。庵后一处刻有“砚泉”二字，是怀素磨墨取水的地方。

右角有“笔冢”塔，怀素写秃了的笔都埋于此。庵正北七十余步有有墨池，是怀素洗砚处。

当然，也有人说王羲之有“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墨池化用了他的典故。

笔冢则是怀素和尚勤练狂草弃笔无数化来的典故。

4.佛教婆子烧庵的典故是什么

佛学大辞典/婆子烧庵

【婆子烧庵】

（公案）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二十年，常使一二八女子送饭奉侍。一日使抱定曰：正与么时如何？主曰：枯木倚寒严，三冬无暖气。女子归，举似于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养个俗汉，遂令遣去，烧却庵。见五灯会元六。

解释：关于枯木禅

枯木禅源出临济一脉。唐代黄檗希运教导学人「如枯木石头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应。」这，可以看作是较早的有关枯木禅的文字。

关于枯木禅，《五灯会元》里有一段公案∶

有位老太婆建茅庵供养一位和尚修行二十年，平时都由一位二八佳人送饭服侍修行和尚。一次，老太婆对女子说∶「等一下你送饭去时，抱住他试试他修行的功夫。」

女子送饭时依言抱住僧，问他感觉何如，那僧人说∶「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意！」老太婆听了，非常生气地说∶「我二十年来供养的竟只是一个俗汉！」

于是她赶走和尚，一把火把茅庵烧掉了。

和尚已经修行到「枯木倚寒岩」的地步，无情无欲，然而婆子仍斥之为「俗汉」，就是因为那个和尚能「死」而不能「活」。禅家有「大死一番」之言，妄念灭尽，然后才能显示真心的妙用，「大死」才能「大活」。如果只能「死」而不能「活」，那么只是「俗汉」了。枯木逢春才是枯木禅的旨趣。

杀人刀、活人剑是枯木禅的两面。妄想分别是「生死轮回」的根本，禅门许多机锋、话头，都是为了消除学人的妄想分别，所谓「打念头」。这种「打念头」的机用，喻如「杀人刀」，让人「大死一番」。然而，打去念头后，如木石一般不思不动，却是禅家最担心的弊病。佛教之「空」，「空」去妄想而已，却需显出「真性」的无穷妙用，所谓「打得念头死，，救得法身活。」这就是「活人剑」的妙用∶以智慧的利刃斩除一切妄想，复活「真性」的妙用，谓之「活人剑」。圆悟论杀、活之机用谓∶

杀人须是杀人刀，活人却是活人剑。既杀得人，须活得人；既活得人，须杀得人。

一刀一剑，能杀能活，方有息妄显真之用。

可见，枯木禅并非一昧死寂，而是通过止息妄念，恢复活泼泼的自性妙用，得大自在。

5.古代诗词中掉书袋一词有何典故

常常称那些说话好引经据典、卖弄学问的人为“掉书袋”。

现在常常称那些说话好引经据典、卖弄学问的人为“掉书袋”。

这个称呼的来历：

我国明末清初时的文学家张岱在他著的《陶庵梦忆》中记载道，有一次他到一个读书人家去做客，天黑时，他要告辞回家，主人挽留他道：“请宽心再坐会儿，等看了‘少焉’再走吧！”张岱不明白‘少焉’是什么意思，便请主人解释。主人说：“我们这儿有位官宦先生喜欢掉书袋，因为苏东坡的《赤辟赋》里面有‘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的句子，于是就把月亮叫做‘少焉’。刚才我讲的‘少焉’，就是指月亮。”

从此，“掉书袋”的称号就流传下来。

6.范仲淹的故事

仲淹“断齑画粥”的故事

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曾给后人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千百年来受到了人们的赞誉。可是他幼年却很不幸，出身贫寒，无力上学，只好跑到寺院中的一间僧房中去读书。

在寺庙读书期间，他将自己关在屋内，足不出户，手不释卷，读书通宵达旦。

由于家贫，生活得也十分艰苦。每天晚上，他用糙米煮好一盆稀饭，等第二天早晨凝成冻后，用刀划成四块，早上吃二块，晚上再吃二块，没有菜，就切一些腌菜下饭。生活如此艰苦，但他毫无怨言，专心于自己的读书学习。

后来，范仲淹的一个同学看到范仲淹的生活如此艰苦仍好学不辍，就回家告诉了父亲。同学的父亲听说后，被范仲淹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也深深同情范仲淹的贫穷处境，于是吩咐家人做了一些鱼肉等好吃的东西，叫儿子带给了范仲淹。

那个同学将做好的鱼肉送给范仲淹，说：“这是我父亲叫我送给你的，赶快趁热吃吧！”

范仲淹回答说：“不！我怎么能够接受你的东西呢？还是带回去吧！”

那个同学以为范仲淹不好意思接受而推辞，连忙放下东西，就回家去了。

过了几天，那个同学又来到范仲淹的住所，发现上次给他送的好吃的东西丝毫未动，已经变坏了。就责备范仲淹说：“看，叫你吃你不吃，东西都变坏了，你为什么不吃呢？”

范仲淹回答说：“并不是我不想吃，只是我已经过惯了艰苦的生活，如果吃了这些美味佳肴，以后再过这种艰苦的生活就不习惯了，所以我就没有吃。感谢你父亲的一片好意。”

那个同学回家，将范仲淹的话如实告诉了他父亲。他父亲夸奖说：“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呀！”

范仲淹正是凭着“断齑画粥”这股苦读的劲头，最后终于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

7.武子之马的典故之武子指什么

张岱《陶庵梦忆》中云：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有癖好的人往往对所爱好的事物情有独钟，做起来全神贯注，废寝忘食，进入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

袁宏道甚至说：

真有所癖，将沈缅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宧贾之事。

世俗之诱惑皆不能移也，历史上，不乏以癖来寄托和承载生命价值、意义的。袁宏道举例说：

嵇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僻而寄其块垒俊逸之气者也。

癖，积久成习的嗜好，当然不是指单纯追求物质的享受，而是指心性的寄托。在这些以癖留名的例子中，我倒是最钟情于书法之癖。

癖于书法，是最深趣味

8.长沙的陶公庙的有关故事

陶公庙座落湖南省长沙县槊梨镇临湘山，庙中主祀晋代大司马长沙郡公八州都督桓公陶侃的后嗣陶淡和陶垣叔侄。

据《晋书·隐逸传》载：“陶淡，夏子，字处静，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颇好读易，善卜筮，结庐临湘山中，养白鹿以自偶。

州举秀才，淡避居埤山（在今湘阴县境），与侄烜专心修养，若将终身焉。”其说并见于《湖南省通志》和《长沙府志》，也收入《中国人名大辞典》但俱未具生卒年月。

民间自古传说：陶淡生于晋武帝太康九年戌申（288）八月十七日。陶烜则诸书未载，传说字太仁，生于晋愍帝建兴四年癸酉（313）正月十三日，精医术，习天文。

又传，南 北朝梁天监三年甲申（504）陶公叔侄同时尸解，遗蜕如生。 据此，陶淡存世216岁，陶烜存世191岁，这即使在早婚的古代，也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陶侃是陶淡的祖父，据《辞海》，陶侃生于公元259年，殁于公元334年（魏甘露四年至晋成帝咸和九年），享年76岁，据此推算，陶侃29岁时就做了祖父（姑不论陶淡是否长孙），未满花甲（54岁）就做了曾祖父，这似乎难以理解。总之时代久远，手头又无陶氏族谱，因此还待继续考证。

陶公叔侄，以簪缨世胄，翩翩浊世佳公子，为什么能舍却功名富贵，辞荣耽寂，隐逸山林呢？前人认为“迹其用心，无非国运之弱，欲尽忠而君已非；伤家道之衰，欲尽孝而亲已殁。忠孝之心莫能达，悲愤之念所由生。

古往今来，弃家修道，皆士大夫不得已之所为。”（黄德溥引临湘山记》）又李光宝《陶公真人庙碑记》云“当晋室兆乱，铜驼荆棘，朝士相率挂冠，至草泽俊民，沿东京激诡之气，遁为清谈，清谈既悔，而幽岩孤特辈，遂蹈长生退着，是皆大不得于君臣朋友间……。”

这些根据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分析，绝非妄自揣测。 陶公庙属道？抑或属佛？至今犹存异议。

然考其究竟，应属道教无疑。陶公庙山门门额历为“临湘山”，称“山”也是道家独有的称谓。

陶公庙则为民间俗称，1947年出版的庙志，也叫《临湘山志》而不作陶公庙志，也即本此，考该庙始建于南北朝梁天监六年，当初仅茅庵一椽，此距佛教人长沙，早300余年，民间祭祀，纯为纪念性质。再考现存之后殿大梁，重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梁的中心，绘一太极图，太极图为中国道教之特有标志，又清咸丰二年（1852）清廷初封陶淡为孚佑真人，陶烜为福佑真人。

同治十一年（1872）又分别加封“昭显”和“灵应”，真人之称，据《辞海》解释，系道家称“修真得道”或“成仙”的人，可见陶公是修道而非学佛，又山门左右门额，分别为“紫府”、“丹邱”也都是道家指仙人所居，据此种种，陶公庙（正名应作临湘山）无疑应属道教宫观。 陶公叔侄，都是“尸解后，肉躯不朽，遗蜕如生”而“肉身成圣”。

此事解放初期经长沙县文化馆取样鉴定，1958年被毁后骨殖抛残，认定确为“肉身”无疑。对陶公肉身的存废，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据曹孟其《述临湘山》一文介绍：“（辛亥）革命之初，诸新贵颇倡破除迷信之说，以告文经纬、吴作霖，至欲毁二真人，持议未决，且以召余，时方汹汹，以为必如是乃可，余谓日本游就馆（按即博物馆）得埃及木乃伊，费至数十万 金，今二陶为晋代高士，名列史册，历年一千八百，曹豁衣钵， 宁是比拟，公等乃欲毁之，何其迕也。于是相对默然，事遂中止……。”

谈到肉身，即死而不朽者，在浏阳河流域似乎是一种费解的特殊现象，不仅陶公是肉身成圣，还有多处如此，如石灰咀的李 公真人、星沙杉仙庙的陈公真人，跳马涧的阚公真人、黄花市的 王公真人……等等，这种现象，在别处几乎没有，这需专家们从自然环境与历史根源上去查找原因。 榔梨镇与陶公庙的关系，历来推断是“因庙成集，因集成 市”。

也就是一种市场经济依托的关系。一年两次春秋庙会，历来官府提倡，商户重视，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庙会搭台，经贸唱戏”。

历史上清、民两代的地方官吏，包括巡抚、督军、省长、知府、知县每逢水旱虫灾，迎请陶公进省求晴、求雨、驱蝗，有史可查的自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就有十一次，每次迎送，都是摩肩接踵，道为之塞，因而名气也就无远勿盖，香火绵延，这对促进当地经济繁荣，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