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艺师中华茶道(中国茶道茶艺师)
茶艺师中华茶道
茶艺师中华茶道
事实上中国茶道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以茶修身养性的发明和仪式的规范，而是更加大胆地去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创造性地将茶与中药等多种天然原料有机地结合，使茶饮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得以大大地增强，并使之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茶道最具实际价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魅力所在。
据说改革开放之初，日本茶道家常在中国人面前飙劲：中国人发明了饮茶，但日本人发明了茶道!意思是日本人比中国人高出一筹。然而随着中国文化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多国际友人通过来华参观实物与史料交流，终于心悦诚服地认识到中国才是茶道的发源地。据位于上海城隍庙汲古斋的中国古茶器博物馆主人杨育新介绍，许多原以为日本茶道世界第一的日本游客参观了他的博物馆后都感慨地说：想不到我们茶道的根在中国;韩国游客说得更风趣：日本茶道是从韩国转手出去的，茶道、盆景与活字印刷术等都是我们韩国最先从中国引进，稍加本土化整理后再传到日本，要说我们是中国文化的儿子，那日本就是我们韩国文化的儿子!
其实，在日本学术界早就有这样的共识：“茶道出自禅宗，为僧人所行。”(1)众所周知，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中国禅宗传到日本，同时也就传去了茶叶与行茶的仪轨。日本禅宗始祖荣西从中国学习到了点茶、奉茶、接茶等系统方法，再经过日本茶祖珠光对中国禅宗茶道精神因素的参悟，终于“开了茶道心眼，以至于使日本茶道得以成立”。(2)应该说，茶与禅其源皆在中国，以茶喻禅是古代中国禅师的创举!
那么，作为中华禅宗开基立业的摇篮与传承圣地的皖山(天柱山)地区，与中华茶道的创立有何关系呢?笔者几经勾沉稽考，欣喜发现：皖山地区竟然就是中华禅文化与茶文化并蒂俱兴之乡!
一、皖山茶禅谛德缘
在今日安庆一方，以天柱山为古岳正脉的皖山地区，历史上禅缘久远，世所崇隆。早在北魏末年，慧可大师于嵩山得达摩袈裟真传，成为中华禅宗二代传人，为避法难，南遁避入舒州皖公山，隐居于其腹地司空山，于隋开皇之初授衣钵于僧璨，是为三祖;璨公正式驻锡皖公山麓山谷寺作《信心铭》，弘扬心性思想，并传衣钵于道信，是为四祖;信师旋归蕲州黄梅破额山传法28年，付法与弘忍，忍创“东山法门”，是为五祖;五祖传六祖慧能，能开顿悟宗风，继而“一花开五叶”，遂使禅宗风靡天下。在此漫长的创立发展过程中，禅宗六代祖师中就有二、三、四祖以及后来“五家七宗”的许多大师均在皖山地区修习弘法，皖山于是便成为禅文化的'根基之山、发脉传承之山!
中国茶史悠久，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之说(见陆羽《茶经》)。虽然有学者认为公元四世纪前文人雅士饮茶活动中就已有了茶道思想的萌芽，(3)但中国茶道的建立与成型还是发生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唐朝，当然不可否认这之前经过六朝与隋代的酝酿。以目前了解的关于“茶道”一词的最早记载，则见于唐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孰知茶道全而真，惟有丹丘得如此”。(4)茶的饮用所以在唐朝得以迅猛发展，主要源于佛教禅宗的流行。“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诗，同上)说的就是茶禅结合之道。禅师坐禅修行，旨在静虑悟道，而茶极益于禅修：其一能破睡提神;其二能帮助消化;其三能使人不思淫欲，是故谓“茶有三德”之说。笔者发现，隋唐以降，作为禅宗立宗发脉圣地的皖山地区禅茶逐渐蔚然成风，首开风气之先的有驻锡皖山南麓山谷寺的三祖僧璨禅师，他在授衣付法于道信时，作偈示云：“华种虽因地，从地种茶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意思是说，再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收获，禅修必须生活化，“作”“坐”并举，除了打坐，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生活问题。这就为日后马祖与百丈立禅门清规、创农禅之举、兴寺门种茶之风作了铺垫。三祖僧璨率先在皖山禅林把种茶、采茶、制茶、饮茶融入佛家活动;唐代天柱寺还专辟“茶林庄”，以为禅茶之用。历代诗文对皖山禅茶之风都有记载与反映，如唐代独创“天柱家风”的崇慧禅师因乐于汲泉煮茗而留下了“独步千峰顶、优游九曲泉”的诗句(5);宋·林逋题《山谷寺》诗云：“茶版手擎童子净，锡杖肩倚老僧闲”(6);通判谢明《宿司空山无相寺》诗云：“行舆入暮驻禅门，……春荒新烹老衲蹊。”(7);清代康熙朝太湖知县王庭《四面山》诗云：“乘兴扣禅关，新茗烹初就”。(8)以上诗中所提到的天柱寺、山谷寺、司空山无相寺、四面山寺(即大中寺)都是唐宋以来皖地闻名遐迩的禅林古刹。史料证明，皖地的禅僧们是我国最早人工栽培茶树的人群之一，他们以自植的佳茗款待香客友人并自饮之，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一杯茶，遂使皖山茶禅之风大行其道。
二、舒州受益赵州茶
据典籍记载，有一次，一个僧人来到赵州和尚处，赵州问他：“曾到此否?”僧答：“不曾到。”赵州说：“吃茶去，请用茶!”又有一僧来，赵州同样问道：“曾到此否?”僧答：“曾到。”赵州也说：“吃茶去!”立身一旁的监院不免满腹狐疑，来问赵州为何让两僧全都吃茶去。“院主”——赵州出乎意料地大喊。监院惊讶之余，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吃茶去!”——赵州不容院主作想，紧接着说。
曾到、不曾到、监院为什么都要吃茶去?这一唐代赵州和尚留下的公案，其真正意义是什么?
笔者以为，公案的主旨在于通过“吃茶”这一平常事，让参禅者获得一种精神自悟：自心是佛，外无一物，禅静心境，不作丝毫分别和我执妄想，一如茶之味，只是如实自然而已。禅心茶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公案充分体现了禅宗善于变革佛教规戒，简约化生活化式的自我领悟精神。
令笔者感兴趣的是：“赵州茶”为代表的这一和尚门风其实曾受到过舒州禅风的有益影响。
今日安徽省西南部的安庆一方，唐宋时代属舒州地域，州治皖城，即今潜山县城。其以古岳天柱为正脉的皖山禅寺林立，高僧辈出。山之东的桐城县境内有山名投子，皆因三国时东吴军师鲁肃战曹兵败后投其子于山中为僧而得名。唐代舒州大同禅师便相中此山而结茅驻锡之，同师为本州怀宁(今潜山、怀宁二县在唐代为一县，县治在今潜山县城)人，俗姓刘，幼岁出家，后谒翠微山法席，证得南禅宗顿悟之旨，旋归故土舒州，隐于投子山庵院。一日，赵州从谂和尚至桐城，同亦出山，途中二人相遇未识，赵州潜问俗士，才知所遇者是投子大师。于是回身赶上前问道：“莫是投子山主么?”大同师未直接作答，而是说“茶盐钱布施我”;赵州先到庵中坐，大同师后携一瓶油归。赵州说：“很久就向往投子大师，等到来时，却只见个卖油翁”，大同师说：“你只认识卖油翁，却不识投子。”赵州问：“如何是投子?”师提起油瓶说：“油、油!”
从这段史料可看出，赵州和尚对舒州投子大同禅师是向往已久的，投子师对赵州开示不是“茶盐”，就是“油油”，显然体现了没有造作的南禅宗风;何谓禅心?恰如茶盐油一样平常，以平常心，行本分事，扬眉瞬目，无非是道!无怪乎投子师还切切嘱咐赵州“不许夜行，投明须到”，暗示要以不生一物的本来面目，来观照日常生活的瞬息变化，坚持平等不二，不二信心，不浮不躁，不卑不亢，无凡无圣，无执无著，心无羁绊，自然就彻明如万里晴空。赵州对大同师心悦诚服，赞叹道：“自尔同道闻天下，云水之侣竟奔凑!”有史料表明，此后当自己门僧有惑时，赵州即向其荐举投子为师：一次，他以炭火为喻说禅，门僧不解，赵州便说：“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礼禅，问之，必为汝说。”
皖山投子大同师以平常之事说明自性平常，这与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的思想是相通的。作为南岳系禅师的赵州和尚还善于与青原系禅师交往，特地跑到舒州皖山来请教大同禅师，果然从“往来激发请益者常盈于室”(12)投子山主处得到进一步的有益影响。“原来佛法元多子，吃饭吃茶又着衣”(13)。赵州和尚正是融“平常心”之道于茶事中，才使得“赵州茶”名满天下。茶道的最高境界便是和禅的境界融为一体，智者悟禅，清茶一杯;迷者问禅，佛经万卷。由此，赵州茶与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一起被奉为禅宗著名的四大门风，以此方便学人开阔心胸，达观世事，影响久远。
三、碧岩茶道源皖禅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是我国茶业经济与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尤为重要的阶段。如果说中国茶道建立成型于唐，那么宋代便是大大扩充茶道影响层面与文化内涵的鼎盛时期，特别是修行类的禅茶道在宋明移植到韩国、日本等国，成为日韩茶道的源头。尽管在唐代有皎然和尚提出“三饮便得道”、赵州唤僧徒三次“吃茶去”，其旨亦在以茶喻道，借茶行道，使品茶与参禅相融相系，但真正直接地、明确地提出“茶禅一味、梵我一如”思想，并从理念上发扬光大者，则是两宋时期的圆悟克勤禅师。
圆悟克勤(公元1063-1135年)乃宋代高僧，四川彭县人，俗姓骆。幼年出家，后至法演大师处修行，蒙其印证，嗣其法，成为一代宗师。宋徽宗政和年间，受澧州刺史之邀，入往夹山灵泉禅院，在此期间，他应参学门人之请，评唱五代重显禅师雪窦的《颂古百则》，门人记录汇编成《碧岩录》十卷，遂使该书成为中国禅门临济宗的主要典籍，得“宗门第一书”之誉。圆悟克勤在夹山潜心研习禅与茶的关系，以禅宗的观念和思辨来品味茶的奥妙，大得证悟，挥笔写下了“茶禅一味”四个字，故而有“茶禅一味夹山寺，茶道源头《碧岩录》”之说。
在禅宗思想史上，圆悟克勤是一个有继承又有改变的重要人物。笔者发现，在其厚积薄发的修学过程中，曾受到皖山禅风的重要熏陶与教益，对其影响较大的就是杨歧派传人法演大师。
史载圆悟克勤早在儿时即出家，但转向禅宗修习则是在一次重病痊愈之后，并由此而出蜀东行求师。遍参诸多尊宿大师后，通过亲身体会比较，发现自己所参，除法演大师外，都无勘验，于是二次返回至演师处，正式归于法演门下。
时法演师正在舒州境内弘传扬歧宗风，上承临济正脉，发扬其师———舒州白云守端的“但愿春风齐着力，一齐吹入我门来”的精神，将禅宗各家乃至佛教各家加以融会，以图中兴临济法道。因演师最终弘化去了湖北黄梅的五祖山，故典籍中往往称其为“五祖法演”，使得演师在舒州皖地的重要经历与贡献少为人知。
其实，演公在舒州弘法时间最长，如其自述：“初参迁和尚得其毛，次于四海参见尊宿，得其皮，后到舒州浮山(今安庆枞阳)圆鉴老处，得其骨，再到白云(时属舒州，今安庆市太湖县)端和尚处，得其髓，方敢承受与人为师”(见《古尊宿语录·黄梅东山(法)演和尚语录》)。此后便依次在舒州四面山(今属安庆太湖县)、太平山(当时属舒州州治皖城城郊,今属安庆潜山县)、白云山(今属安庆太湖县)相继弘法授徒，培养出一大批“振世卓然之豪杰”，遂使杨歧派势力与影响远远超过黄龙派，成为禅宗主流力量，直到八十岁时才受请往蕲州东山，即湖北黄梅五祖山，演公曾自述云“在舒郡二十七年，三处住院”，“淮甸三十载，今作老黄梅”(14)其实演公后到五祖山任住持没几年即圆寂，因禅宗五祖弘忍开创东山法门影响广大，人们便传演公为其后身，如此便导致：知五祖法演者多，知舒州白云海会(寺)法演和尚与舒州太平(寺)法演和尚者少。特别应予勘误的是，演公并非至五祖山才收受培养包括圆悟克勤在内的“佛门三杰”，只要仔细检视阅对相关典籍，即可发现，克勤佛果同慧勤佛鉴、清远佛眼一起，早在舒州地就依皈演公为师，《灯录》与《语录》中分别有关于他们“造舒州太平演禅师法席”，“太平(演师)将迁海会”(舒州白云山海会寺)，清远又与圆悟克勤追随至海会，最后三人又追随演公赴五祖山的记载。(15)“三佛”出师后，除圆悟克勤佛果外，慧勤佛鉴与清远佛眼仍分别住持舒州太平、龙门等寺而“法道大播”，“道望尤振”。
包括圆悟克勤佛果在内的“佛门三杰”在舒州皖山地区受演师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有“天下第一等宗师”盛誉的法演开示方法十分灵活，“随机答问因事举物，不假尖新，自然奇特”(朱元衬语———转引《五祖寺志》)，每日起来、拄临济捧，吹云门曲，应赵州拍，提仰山锹，驱沩山牛，耕白云田，曾自问自答：“还有实头处也无?”自云“有!”“如何是实头处?”“归堂吃茶去。”传给弟子最精粹的示语有“会尽诸方五味禅，何似山僧吃茶去。”(16)这里的“吃茶去”虽非演公首创，当系赵州和尚宗风，但因演公反对“向外执求”、在寻常景物及平凡生活会得妙处的思想是相通的，故也成为具有开放包容心态的法演禅的重要话题，并且更加富有皖山禅的哲理特色。茶是本分事，用平常心去吃;禅也本分事，用平常心去修，禅中有茶味，茶中有禅道，故圆悟克勤佛果大师写下“茶禅一味”四字箴言，概括出茶禅文化的这一最高准则，并且通过对《颂古百则》的评唱，从理念上对此真缔进行了较全面的具体阐发，形成了特有的碧岩禅风与茶道，如“谁家无明月清风”、“不风流处也风流”、“脚跟下放大光明”等思想精义无不与演公禅“在寻常景物及平凡生活会得妙处”的思想相贯通，应该说圆悟克勤大师就是皖山禅熏陶与教益出来的茶禅大师、茶道祖师之一，碧岩禅茶道与皖山禅茶家风乃至东山禅风都是一脉相承且不断发展的，没有皖山禅风茶韵的滋养，就不会有碧岩茶禅一味的证果。
中国茶道茶艺师
中国茶道茶艺师
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 煎茶。 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当时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以茶代酒、文明高雅的社交活动中，品茗赏景，各抒胸襟。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公元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直到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公元1536～1598年，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后期)千利休成为日本茶道高僧后，才高高举起了“茶道”这面旗帜，并总结出茶道四规：“和、敬、清、寂”，显然这个基本理论是受到了中国茶道精髓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的仪程框架规范仍源于中国。
中国的茶道早于日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茶道”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他邦。中国的茶道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茶道”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没有仪式光自称有“茶道”，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终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泡茶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得来只要两个动作就可以了：放茶叶、倒水。但是在茶道中，那一套仪式又过于复杂或是过于讲究了，一般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日常的这件小事搞得如此复杂。
事实上中国茶道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以茶修身养性的发明和仪式的规范，而是更加大胆地去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创造性地将茶与中药等多种天然原料有机地结合，使茶饮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得以大大地增强，并使之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茶道最具实际价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