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乡村教育调查报告(乡村教育调查报告：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
山西乡村教育调查报告
山西乡村教育调查报告
我们总说孩子是国家的希望,但我们只是照顾一部分的孩子,而偏远山区的孩子平时的温饱还是问题,更不要说可以享受到坐在课室里面接收知识了。现在就和小编一起去欣赏一篇山西乡村教育调查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喜欢这篇文章,大家可以收藏起来学习学习。
20xx年暑期,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全家前往山西省平城市望水村进行义务支教。这是我从高中以来的愿望,在大学时期终于实现了,我的目的还是与当初一样,但体会的却比想象中深得多。此次农村支教锻炼了我的生活能力、专业素质,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支教我初步认识到了农村的经济与教育情况,尤其是现存的不容乐观的教育问题,这不仅仅是甘泉井村的特例,见微知著,这更是中国广大农村的教育问题。作为一名学习人文学科的大学生,我有责任尽自己之力把我看到的问题揭露剖析,惟愿对农村教育发展有一点补益。思考也许不够深入、全面,希望大家不吝批评。
一.支教基本情况
1.望水村情况
笔者家住山西省平城市文邦县城,望水村离文邦县城约50多公里,是文邦县三角乡北部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全村依山而建,地势陡峭,共有300多口人,村里既无资源也无工业支持,全部经济来源依靠不到1000亩田地与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属于平城市的扶贫村。村名虽叫“望水村”,但村里并没有井,村民喝水长期依靠集雨水,近几年来才建了蓄水池与旱井,但水资源仍不能算充足。
望水村里没有小学、初中等基本义务教育建设,原本有一所小学,已经被撤校并校取消了。最近的小学在4里外的郝家庄,初中在10里外的三角乡,孩子上学十分困难。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最后才决定前往望水村支教,了解这些孩子的受教育情况,给予一些帮助。
望水村可以说是中国北方中部农村的典型,不富裕,但好过西部的特困地区。资源匮乏、土地少、劳力外流、儿童老人留守、教育环境差等问题,与目前中国许多农村的情况是一致的。
2.支教时间、课程、成果及其他情况
此次支教笔者全家前往,父亲是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由我与父亲负责教学,母亲负责后勤,从7月25日到8月13日共计20天,不收取学生、家长、村委任何费用,自带米面油,住在老乡家里,临走为老乡留下水电费。
我们带去了手风琴、吉他、口琴、书法用具、笔记本电脑等设施,在教授孩子们主要课程之余,还教孩子们唱歌、排话剧、练书法,丰富他们的生活。我负责初中班的英语、数学、语文,及小学班的英语、语文,父亲负责初中班的作文、数学、化学、物理及小学班的作文、数学及乐理知识与书法,上午我们各自教课三个小时,下午进行兴趣拓展,或者是书法练习,或者排练合唱、话剧,有时晚上爸爸拉起手风琴,村里人和妈妈一起唱唱山西梆。
来报名的学生,年龄最小的7岁,最大的16岁,我们根据情况分成了两个班,即小学班与初中班,(初中班包括小学上初中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各年级都有。刚开始有16个学生报名,以后基本上每天都有新生报到,到支教结束时已有29个学生。
我们主动联系好了甘泉井村的书记刘劲,他非常欢迎。我们先去村里大致了解了情况,并留下了准备好的《支教协议》,让书记负责通知村子并进行报名,大概一周后便正式到村子里进行支教。书记与村长收拾了村大队新建的办公楼,腾出了两件办公室作为教室。教室的条件很好,收拾的那天还有孩子们过来询问何时开课,加深了我的责任感。我们到村里的当天晚上,书记便叫来学生的家长开会,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打消村民的的一些疑虑,嘱咐了安全事宜。这次支教村支书与村长都十分支持,给予了我们很多便利,在此向他们致谢。
在这20天中,我第一次做了一名意义不太严格的老师,在备课、上课、课余活动中,我感受着农村孩子们的生活状态、个性禀赋,体验着农村与城市巨大的环境差异,在与城市种种的比较中,农村的教育问题也越发突出。
二.农村教育问题
1.农村基础教育建设缺失,孩子上学难
“我也搞不清现在的政策,这是想把农村建成个旅游观光的地方吗?”
这是望水村党委书记xx的话,当我们问及目前对农村的相关政策时,他表示国家确实向农村进行了资金及福利倾泻,主要体现在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补贴方面,但农村基础教育方面没有跟上,本村没有任何基础教育建设,孩子上学就得跑远路。村子铺了路、修了办公楼、小操场,但却没有学校,孩子不断出生,上学仍然很难。所以,刘书记才十分疑惑地感叹。
这同样是我们感受最深的一个问题。甘泉井村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从县城到村子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车最近只能到10里外的三角乡。村里没有幼儿园、小学与初中,最近的小学是4里外的.郝家庄小学,孩子们每天都要步行上学、回家,且不说路途远,平时家长忙着农活,根本无暇接送孩子,孩子们只能搭伙一起,其实是很危险的。最近的初中在10多里外的岔口乡,初中的孩子们都是住校,放假时走回来,我与母亲在支教中途为了采买日常用品,曾经去过一次乡里,走得筋疲力尽,可想而知这些孩子们平日去学校有多么辛苦。
至于学前教育,村里大部分孩子都没有上过幼儿园,而父母平时都外出打工,也负担不起学费,这些孩子便与老人呆在家里。在我们讲课时,常常有几个5、6岁的小孩在外面的工地上玩耍,或者趴在教室的窗户外面往里看。这些学龄前儿童没有家长的看护,也不在托儿所,人生安全都是个问题。
我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教育法》规定办学校的基本单位是县,至于县以下的行政区,国家实行集中学校的政策,一般是几个村子集中在一个村或直接在乡里办学校,以便集中教育资源,这个政策从80年代开始实行。80年代以前,即建国直至70年代则不是这样的,“村村有学校”,不仅有小学,还有初中,我父母的义务教育都是在本村完成的。应该说,这两种教育政策各有利弊,目前的农村教育政策,最大的好处就是优化配置教学资源与节省财政支出,但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不便于广大农村子弟上学,给农民增添教育投资的负担。
农村若是想要自己办学,已经不能以国家公费教育的名义,而是属于“社会办学”,我们查找了相关资料,国家鼓励社会办学,包括职业教育与义务教育,但是毕竟这笔经费已脱离了国家财政支持,比较富裕的村子可有余力,但穷困的村子就没有条件,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穷村子孩子学习环境最差,学习能力低,比城市孩子落下一大截,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将来考大学的失利,这对农村孩子是不公平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村子进行自主社会办学,也未必能招到好老师,因为农村提供的薪金与环境是无法与城市竞争的,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说的问题。
2.城乡教学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农村孩子难上位
望水村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在郝家庄小学与三角乡中学读书,有少量在其他乡办中学,只有两个在县城的中学就读,这两个孩子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学习习惯都与大部分农村孩子不同。
在支教过程中,我和父亲对村里孩子们的一致感觉是,农村的孩子们都很真诚、独立,但是学习能力与习惯大部分都不太好,他们的成绩在班上也大多是中游甚至更低,尤其在一个县里上初中的孩子中途加入学习后,这种对比就很明显。农村的孩子在智力方面与城市孩子并没有任何差距,但是他们所上的学校、接触的老师,及接受的教育质量却有很大差距,这种后天环境的不利才让他们跟不上城市孩子的步伐。
回顾我从小的受教育历程,我的小学初中是在县城上的,高中是市里中学,我可以切身感受到受教育质量一层层上升,换句话说,往下看就是一层不如一层,更不必说高中还分普通班、实验班、特优班,教学资源的配置逐步优化,学生当然也是逐步筛选。最后,只有那些学习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享受到好的老师与教学环境,而一般学生与差生只能接受“挑剩下的”,整个高中的升学率全靠这几个特优班维持,这对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不公平的,好老师应当大家共享,没有人交的学费比其他人少。而这种恶性筛选愈演愈烈,这是学校提升升学率的好主意。至于城乡差异,我在文科特优班,虽然没有在班里做过城市乡村学生比例的书面调查,但是城市的学生绝对要大大超过农村子弟。
另外,由于大多数家长都在外打工,极少有时间关照孩子的学业,也没有能力指导孩子学业,而绝大多数城市家长却日日督促孩子上各种补习班。更大的问题上,外出务工的报酬很低,他们也无法承担孩子长期的教育费用,一个家庭3个孩子可能只有一个能念道高中毕业,并不是这些孩子天生不喜欢学习,而是环境不容许他学习。年长一些的孩子需要帮着带年幼的弟弟妹妹,生活的一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家务上,学习习惯自然不行。
最近,有新闻报道称大学生源中农村子弟在逐年下降,北大的农村学生已降至一成。这个现象就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恶果,教育已经趋向贵族化了。但更深的原因不是教育方针,而在于城乡发展方方面面的严重不平衡。农村根本没有力量与城市竞争,青壮劳动力守着几亩薄田无法养家糊口,只得外出打工,农村里务农的只剩下老人,刘书记说再过几年村里可能都没人了。
城市的繁荣发展固然是现实,但这种繁华是资源、能源的过量耗竭与浪费为代价的,尤其是对农村,大城市的灯红酒绿隔墙便是农村的满目疮痍,多少城市不是带动乡村发展的火车头,而是吸干农村的吸血鬼。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前不久与北京隔墙之遥的河北赤县一带贫民窟被披露,才更加让我认识到,农村正在被越甩越远,而农民想要突破阶层的途径越来越窄,教育这扇大门合得只剩一条细缝了。
3.农村文化环境差,文化人缺少上升渠道
所谓的文化环境,一方面指农民的文化素养,一方面指村政府的文化建设。其实对于这两者,我们都不能苛责,因为最主要的责任不在他们身上,国家对农村文化事业的建设表现的很冷淡。其实,就是城市的所谓文化事业又有何建树?文化繁荣难道就是每天有晚会、翻修图书馆吗?
望水村最大的文化活动与山西其他村子一样,就是拉胡唱晋剧,我的母亲年轻是做过专业的晋剧演员,在与村民一起唱戏时,我们遇到了一位奇人。这就是我们此次支教在村里认识的最好的朋友,王真叔叔,村里叫他王乐唐,他是高小毕业,自学成才,晋剧唱得声情并茂,非常专业,而且会作诗、会谱曲、会工笔白描,自己编得现代讽刺诗让人叫绝,还会雕刻,平时便是以刻碑、刻字为生。xx叔叔身世坎坷,是个真性情的人,赠了我们他自己写的诗,父亲还回赠了他一首诗。但是这样了不起的文化人,村里人并不十分看起,或者说并不理解他,他也没有条件进一步的学习深造,爸爸是市文联的成员,他说文联里大部分人也比不上xx。但是在农村里,这样有才华的人却无法施展,甚至被指不务正业,这难道不让人叹惋吗?
三.相关对策建议
针对我们发现的农村教育问题,我初步设想了一些建议:
首先,进一步减免农村子弟受教育费用,尤其是中高等教育。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有多于1个孩子,但他们的收入却无法支持孩子们接受更高的教育。在九年义务阶段,应当减免住宿费、伙食费,在高中与大学阶段,也要尽量做到少收费或者多设奖学金,特别是高中,很多农村家庭就是因为负担不起高中的高昂学杂费停止了孩子的学业,这是目前改善农村教育水平最直接、简便的办法。
其次,逐步恢复“村村有学校”的办学制度,彻底解决农民子弟上学难问题。这个政策需要各其他各项政策的共同配合,并且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程。第一步政府可以加大力量鼓励农村自主社会办学,给予资金及政策支持,吸引一批教师到农村任教,有先进例子后可以效仿,然后国家再逐步接手村办学校,平衡城乡教育师资差异,将村办学校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平衡城乡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回流。这是一句大话,却也是我们讨论的农村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城市仍是农村的吸血鬼,吸光农村的资源与劳动力,农民收入却仍然很低,那么高等教育仍旧是一个梦。只有城乡协调发展好,城乡的各种福利政策比较平衡,农村才可能发展,农村教育问题才能慢慢解决,农村孩子才能得到与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保障,我们的社会阶层才能流动起来,使社会在这种流动中获得真正的稳定。
四.结语
这次支教让我走出了象牙塔般的大学校园,走入了农村,那些孩子真诚的笑脸已经印在我心里,每一节课的内容都那么清晰,最后离别时孩子们真挚的眼泪也让我深深感动,有的孩子给我写赠言,说“老师我好喜欢你,你从来不骂我们,总是笑着,我的老师教了我们三年我都没有哭。”我看了既是感动也是感慨。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可爱的孩子。另外,我亲身体验与发现了这个社会的其他模样,让我逾加意识到认识社会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一步。农村教育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与社会的各方面牵扯甚深,改革绝不嫌早,农村孩子理应受到优秀的教育。让所有孩子健康成长,这才是人民教育的真谛。
乡村教育调查报告：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
中国的乡村，始终是叫人牵挂的热土。当这一社会始终注目的焦点“乡村”与另一个焦点“教育”勾连起来时，热土中的焦点愈发炽烈。
针对多年来城乡义务教育的失衡，以及因学校布局调整带来的种种问题，本报两名记者历时三个月，走访了我省陕北、关中、陕南的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与基层教育职能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教育研究者等多个层面的近百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访和调查。
这里为读者呈现的相关调查报告和个案解剖报道中反映出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多年来城乡义务教育天平的失衡。
调查报告·农村借读生
城市屋檐下的农村借读生
原声实录
“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学吧，说不定还能成才。”
——榆林农民韩万宁夫妇
“大家都是离开家出来自己生活的，所以互相关心得多一些。”
——来自韩城在西安就读的学生徐青
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以及由来已久的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流向县城甚至省城的学校读书。
这些寄居在城市屋檐下的农家子弟，不但给城市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面对经济负担加重等各种问题。
“老家有一种亲切感。”11岁的韩明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
尽管来榆林市清涧县城上学已经两年多了，这个小男孩仍然眷眷恋着家乡的一切：爷爷、奶奶、爸爸，甚至家里的羊群。每到星期五，韩明总是盼着父亲能早点接他回老家。那时，进城上学的昔日玩伴儿大都会回到村里。
这个被韩明眷恋着的老家其实距离清涧县城只不过十多公里。小学二年级时，父亲韩万宁骑着三轮车载着母亲和姐弟3人来到县城，租下一间窑洞，开始了他们在县城的寄读生涯。
大约本世纪初开始，像韩明这样离开家乡，寄读在城市屋檐下的孩子越来越多。这种新的教育趋势究其原因，被认为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为需要进城务工，继而捎带走了他们的孩子，以及农村家长越来越渴望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这些孩子们也不得不在城市里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送娃到城里上学说不定能成才”
见到韩明和他的家人是在今年7月初，正值学期末。
他们一家人租住的窑洞在清涧县县城南武家沟山坡上，一排5孔窑洞大多租住的是在县城做生意或者打工的人，唯独这家人，是陪孩子上学读书的。
天已近傍晚，尽管挂在墙边上的唯一一盏灯泡亮着，但也很难照亮大约十平方米的窑洞。
窑洞最里面是一个大土炕。平时，母亲惠宁和4个10到19岁的孩子挤睡在上面。窑洞的其他三面墙都被柜子、杂物和灶台等占满了。
19岁的大女儿韩婵在县城打工，二女儿韩丹刚刚参加完小学升初中考试，已被父亲韩万宁接回了老家。窑洞里，只剩下了惠宁和儿子韩明，还有小女儿。
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了，两个孩子正在紧张地复习功课。紧贴着墙壁搭起来的低矮的书台上堆放着书本，韩明嘴里一边念叨着单词，一边在作业本上重复地默写;靠近窑洞门的一片空地上，比他小1岁的妹妹蹲在地上，趴在一个一掌宽的小板凳上，借着门外透进来的昏暗光线默写单词。灶台前，母亲惠宁正在忙着准备晚饭。
自从进城后，这家人的生活就变得异常简单。
事实上，在距离县城大约十多公里的韩家硷村，他们本来有个比这更宽敞舒适的家。而现在，只有孩子们的父亲韩万宁孤独地守在老家里。
两年前，这个40岁的中年汉子和妻子商量后，毅然决定让几个正在上小学的娃娃进城读书。尽管夫妻俩内心十分清楚，这将给本来贫困的生活增添更大的压力。
当时，他们19岁的大女儿小学毕业后就已辍学，在县城打工。夫妻俩全靠12亩地种些土豆、黄豆、玉米等过日子。
另外，3个孩子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学习成绩还都不错。近些年，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为这个多子女的家庭着实减轻了不少负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近几年，韩家硷村的村民们很快陆续将孩子转到城里上学了，村小学的孩子们越来越少。
其实，韩万宁心里明白，城里学校教学质量好，娃娃还能学电脑、学英语。实际上，大多数村民都是冲这个去的。经历了扫盲、“普九”之后，现在的农村家长越来越向往着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
韩万宁也有些“眼红”，但想想家里的经济情况，他起初有些灰心。
“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学吧，说不定还能成才。”2007年暑假的一天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夫妻俩反复商量着。
韩万宁最终想明白了。当时，刚好家里卖完西瓜，手头上有2300多块钱。韩万宁便在县城租了一间月租100元的窑洞，并从家里拉去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和被褥。
临近开学的一天，韩万宁骑着三轮车载着一家人进城了。尽管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夫妻俩心中抱有希望。
农家陪读衍生的额外经济负担
平日，只有妻子惠宁住在县城里，韩万宁则留在村里，守着12亩地。一家人，只有在周末才得以相聚。
孩子们对新学校都还满意。“城里的学校大，两个教室和老家的一个校园差不多，操场有老家4个教室那么大。”韩明说，第一天上学时，他干急是找不到教室。
当然，新学校更多的好处是开设了一些农村学校所没有的课程，比如电脑、英语、美术、音乐等;另外，“对了，广播操也不一样，城里的老师又教了一套新体操，老家的学校还是原来的。”说起这些，韩明显得有些兴奋。小家伙还告诉记者，他现在是学校鼓号队的队员。
孩子们的变化让韩万宁夫妇感到欣慰。二女儿韩丹考过全县语文第一，韩明考过全县数学第三，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这让夫妇俩更有信心留在城里。
韩万宁喜欢在聊天时说起几个孩子，还会经常提到儿子说的进电脑教室要套鞋套的事儿，不过用他的话说，那叫“脚套”。
除了欣慰，寄读在县城的生活费还是让这个家庭有些吃不消。惠宁算了一下，光吃饭、几个娃娃的学费、资料费，省着花一年也得8000多块钱。
韩万宁想进城打工，可腿始终很疼，干不了重活儿。“不知道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什么的，也没去检查过”。他去县城找过工作，去过餐馆和建筑队，但都没成。去年，他贷了1万元买了十几只羊，谁知搞退耕还林开始了，山上不让放羊了。为此，他还被罚了两次款，一次2900元，一次2000元，到现在，本钱还没收回来。
起初，妻子惠宁在县城摆摊儿，卖小孩裤子，但生意不好只好不卖了，现在窑洞里还压了一堆旧货。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她一摆摊，几个孩子的吃饭都成了问题。刚开始时，姐弟3人放学后你切菜、我烧火，自己做。韩万宁看着有些心疼，又怕耽误了娃娃学习。
如今，一家人的日常开销都落在了大女儿每个月七八百元的工资上。
韩明的英语成绩不好，想上补习班，一次要5块钱。孩子跟惠宁“闹”了5天，最后还是没让去。“一个补都得补，哪有钱!我不想让娃娃说我偏心”。所以，没办法，惠宁只好跟孩子们说，都不上辅导班，买来辅导资料，大的教小的。
惠宁说，她现在每天想钱想得头疼。二女儿韩丹要上初中了，这又是一笔开销。
同时，她又觉得有点儿亏欠大女儿的。前不久，大女儿跟她说，想辞了工作，干点别的，或者去学点手艺儿，惠宁没答应，现在在县城的开销就指望大女儿的这点工资了。
城市学校出现“大班额”压力
韩明说，他的班上，大多数学生和他一样，是从农村转学来的。
近几年，农村中小学生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开始加剧。农村的流向县城，县城的流向大城市;而县城之间、学校之间，学生越来越向一些优势学校聚拢。
家住清涧县农村的惠某将3个孩子送到了延川县县城读书。“延川县城的学校教学质量好。”加工销售粉带的惠某听外面的朋友介绍，于是，便陆续将3个孩子转到了延川县城。
从大儿子到延川县城上学开始，这家人已经在延川县城住了6年，相继换过五六个住处，有的嫌太远，有的房子拆迁了。3年前，他们搬到了延川县城南关小学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
房间显得狭小拥挤，孩子们甚至没有一个专用的书桌。
老大惠康上初一，“喜欢读书”，成绩总在全年级前几名。因为家里没有安静的学习空间，这个15岁的男孩每天总是很晚才回家。他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考到年级前几名，这样家里就不用掏学费了。”“大儿子学习辛苦，所以每天给他吃一个鸡蛋，一袋酸奶。”妈妈惠红说。对此，小女儿妞妞有意见。
妞妞学习成绩也不错。在她的学校里，还有很多像她这样从农村来的孩子。延川县南关小学校长王东娥说，截至今年6月底，全校1500多名学生中，有86%是农村的生源。
在乡村学校面临“生源荒”的同时，一些县城甚至城市学校，出现了学生多教室少，甚至“大班额”等问题。
一直以来，县城学校“大班额”问题一直困扰着子长县教育部门。据该县教育部门统计：在2003年开始的教育布局调整以前，县城小学平均每个班95人，最大的班级有120多人;高中平均每班85人，最多的达100人。所以，教育布局调以前，县城小学平均每个班95人，最大的班级有120多人;高中平均每班85人，最多的达100人。所以，教育布局调整开始后，撤并乡村小学的同时，在县城又投资新建一所初中，一所小学，解决“大班额”问题。
被挖到大城市的“尖子生”
县城学校的学生也同样面临生源流失的问题。
清涧县昆山中学被认为是当地最好的初中，占据了该县大部分优秀生源。尽管这样，这所学校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下降。
据该校统计：2005年至2006年，学生一度达4800多人，还开办了高中部。后来，高中部因“效果不好”、生源问题而被迫停招。截至2009年7月，学生人数下降至2600余人。
“学生一到初二就开始流失。”该校一位姓白的副校长说。去年秋季开学，原本初二有16个班，升入初三时，只剩下了12个。“有的双差生退学了，还有一部分转学了。”
此外，有一些大城市的重点中学，一到初三，就开始在各地“挖尖子生”。
张明(化名)原来就读于昆山中学。2008年12月，正在读初三的张明突然听妈妈说，西安的学校来招人了，本不愿意去的张明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参加了考试。那年，和他一起考到西安的同学有9个。
2009年春季开学，张明来到西安，就读于西郊一所重点中学，开始了他的寄读生活。“不是父母要求去，我还不想去。”张明说，如果家乡有这样一所重点中学，他也不会选择来西安。
新班级有57个学生，全部是从省内其他县市招来的。刚开始，张明状态很不好，有点想家，而且“老师为了赶进度讲得比较快”，张明有点听不进去。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再后来，整个生活便淹没在紧张的中考复习中。唯一觉得不好的是，“就是学校的饭菜太贵，一天得15块钱。”
来自韩城的徐青(化名)一直很渴望到西安上学，理由是“老家那里太乱，没法安心学习”。
初二那年暑假，经老师介绍，徐青参加了招生考试，最后缴纳了3000元，进入了西安一所重点中学。后来，听新班级的同学说，他们的学费不等，还有5000元和7000元的。
来到学校后，徐青很快便融入了新的环境中。
“我们这是一个特殊的班级。”徐青说。他发现：“刚开始，大家潜意识里都很无助，身边的人都渴望交朋友，而且越多越好。”
“为什么感觉很无助?”记者问。
“都是离开家的啊，身边没有父母，只剩自己了。”
这是在以前的学校所感受不到的。“大家都是离开家出来自己生活的，所以互相关心得多一些。”徐青说，宿舍的5个同学相处得特别融洽，“我们好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很多事情都互相帮忙，比如借钱……”
在这里，除了学习，他们还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不过，有时也会想家，尤其是生病时。
“那次发烧烧到40度，特别想父母，什么都不想干……”徐青说。不过，因为怕父母担心，他没敢告诉他们。那次，全班的男生都跑来看他，让他觉得心里很温暖。
在整个采访中，记者接触过3个这样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如果老家教学条件和城里一样好，绝不选择这么早就离开家乡，因为毕竟那里有他们的家，有他们的亲人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