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苏轼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文人,分属于唐、宋两个文学繁盛的历史时期。
他们在其各自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所创作的诗歌篇章,往往与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相契合,以文学的意境和形象来诠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阅读他们的诗篇,可以看到他们人生境界上的差异,以及面对不同人生境遇时的不同心态,让人颇感触动,备受启发。
志向高度决定着人生境界的高下,从李白与苏轼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志向所在,并由此感受他们不同的人生境界。我们先来看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是李白晚年因政治原因被贬至夜郎的途中,在白帝城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而乘轻舟返回,路过江陵时有感而作的。
遭贬是李白的人生境遇,他此时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中,但他仍能满怀“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壮志与信心,是很不容易的。探究李白一生:少长于四川,5岁学六甲(奇门遁甲),10岁观百家……一生以成就帝王之师为目标,抱负很大。
因此,他由政治被贬而得到的挫败感也相对更大。他40岁进长安见唐玄宗时,以为自己满腹经纶,肯定能够得到皇帝适当的安排,却奈何鲲鹏之志难以施展,只能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能出”(《行路难三首·其二》),这是一种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感慨;不过他仍自视甚高,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即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
因此,晚年的李白尽管屡遭贬谪,但他所写的诗篇中,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志气昂扬,他不坠青云之志;尽管在人生的低潮时期,也不放弃理想,身被放逐,却不曾放逐自我的气节和心智。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气,“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自信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一》)的霸气,在李白身上得到了混融的体现,他以诗酒做伴、山水为友,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是非常人所能企及的,因此不愧得“诗仙”的称号。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是动态发展的。自李白始,经由杜甫、白居易等人,再一直发展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
到苏轼所处的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为人行事、待人接物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苏轼不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发展体现出了此前少有的全面性。
苏轼在人生境界上不似唐朝李白那般偏执,他的人生理想和境界以顺应自然为主。这一点在苏轼与和尚佛印的对话中有明显表现,在他自己的诗作中也有体现。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苏轼在事业达到巅峰后跌入低谷,44岁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谪黄州,人生发生重大转折;“黄州、惠州、儋州”,他的一生经历了这样3次贬迁,可谓境遇悲惨。但这也始终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苏轼通过自我调整,在苦中作乐,真正做到了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
在人生困顿的时候,苏轼仍运行自然、挥洒自如,真正体现出一代儒者的风范。苏轼早已看透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中秋》)的道理,因此在贬途中仍能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定风波·赞柔奴》)的感慨,这种随遇而安、宠辱不惊、“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人生境界让人可感可慷、可赞可叹也。
苏轼将宋儒“动亦定,静亦定”(《近思录·为学大要》)的修养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美名。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无疑,苏轼应属其中的“天地之境”,与天地、自然合一。 总之,从唐到宋的历史纵向上总体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可以发现:唐代重视功业和名气,而不太关注道德层面修养;发展到宋代,文人开始以功业以及心性修养二者并重。
唐与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二者缺一不可。只有社会责任与独立人格并存,才是知识分子健全的人格;而健全的人格永远是健全人生的保障。
不论身陷囹圄,还是处于顺境,都要活出自己的尊严,不坠青云之志,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反复思考的主题。
李白、苏轼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文人,分属于唐、宋两个文学繁盛的历史时期。他们在其各自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所创作的诗歌篇章,往往与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相契合,以文学的意境和形象来诠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阅读他们的诗篇,可以看到他们人生境界上的差异,以及面对不同人生境遇时的不同心态,让人颇感触动,备受启发。
志向高度决定着人生境界的高下,从李白与苏轼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志向所在,并由此感受他们不同的人生境界。我们先来看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是李白晚年因政治原因被贬至夜郎的途中,在白帝城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而乘轻舟返回,路过江陵时有感而作的。遭贬是李白的人生境遇,他此时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中,但他仍能满怀“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壮志与信心,是很不容易的。探究李白一生:少长于四川,5岁学六甲(奇门遁甲),10岁观百家……一生以成就帝王之师为目标,抱负很大。因此,他由政治被贬而得到的挫败感也相对更大。他40岁进长安见唐玄宗时,以为自己满腹经纶,肯定能够得到皇帝适当的安排,却奈何鲲鹏之志难以施展,只能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能出”(《行路难三首·其二》),这是一种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感慨;不过他仍自视甚高,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即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因此,晚年的李白尽管屡遭贬谪,但他所写的诗篇中,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志气昂扬,他不坠青云之志;尽管在人生的低潮时期,也不放弃理想,身被放逐,却不曾放逐自我的气节和心智。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气,“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自信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一》)的霸气,在李白身上得到了混融的体现,他以诗酒做伴、山水为友,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是非常人所能企及的,因此不愧得“诗仙”的称号。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是动态发展的。自李白始,经由杜甫、白居易等人,再一直发展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到苏轼所处的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为人行事、待人接物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苏轼不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发展体现出了此前少有的全面性。苏轼在人生境界上不似唐朝李白那般偏执,他的人生理想和境界以顺应自然为主。这一点在苏轼与和尚佛印的对话中有明显表现,在他自己的诗作中也有体现。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苏轼在事业达到巅峰后跌入低谷,44岁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谪黄州,人生发生重大转折;“黄州、惠州、儋州”,他的一生经历了这样3次贬迁,可谓境遇悲惨。但这也始终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苏轼通过自我调整,在苦中作乐,真正做到了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在人生困顿的时候,苏轼仍运行自然、挥洒自如,真正体现出一代儒者的风范。苏轼早已看透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中秋》)的道理,因此在贬途中仍能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定风波·赞柔奴》)的感慨,这种随遇而安、宠辱不惊、“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人生境界让人可感可慷、可赞可叹也。苏轼将宋儒“动亦定,静亦定”(《近思录·为学大要》)的修养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美名。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无疑,苏轼应属其中的“天地之境”,与天地、自然合一。
总之,从唐到宋的历史纵向上总体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可以发现:唐代重视功业和名气,而不太关注道德层面修养;发展到宋代,文人开始以功业以及心性修养二者并重。唐与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二者缺一不可。只有社会责任与独立人格并存,才是知识分子健全的人格;而健全的人格永远是健全人生的保障。不论身陷囹圄,还是处于顺境,都要活出自己的尊严,不坠青云之志,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反复思考的主题。
苦中作乐的初一生活
转眼间,初一的上半学期就快结束了。回首上半学期的学习生活,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个词语——苦中作乐。 有人说初中的学习生涯像一杯咖啡,先苦后甜。可惜要“苦”三年才能“甜”,而“甜”的前提是还要考上比较理想的高中。苦得太久,甜得太短暂。初一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只能乐在苦中。 在这个学期,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考试“烤”熟,老师们也因成绩跟我们“大动干戈”,一两次没考好就“请”家长、罚抄N遍,搞得满城风雨。现在,玉树临风者,非英雄也;腰缠万贯者,非英雄也;英雄谓谁?考试第一者也。 这个学期末的“疲劳战”已经打响。自从班主任下了“十点半之前不准睡觉”的最后通谍,她恨不得把十点半之前睡觉的人关进奥斯威辛。于是大家都成了夜猫子,迎来、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历史老师的“重拳出击”,班主任的“考试风暴”,数学老师那令人发悚的“题海战术”,让我们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同学们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苦中作乐:上课时因老师的笔误或口误纷纷开怀大笑;下课玩剪刀、石头、布等幼稚的游戏,就差没玩老鹰捉小鸡了,再哼几首流行歌曲,尽管五音不全,但还是自娱自乐。 想想即将过去的初一上半学期,我没有留下什么遗憾,真是充满了苦与乐的一个学期。盼望着期末考试快快到来,寒假快快到来,那时候我便能暂时推翻压在我身上的“三座大山”,过一个好年了! 弥漫着学习气氛的上半学期……充满着强烈的竞争,还真有点留恋啊!唉!玩亦我所欲也,学习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 在父母老师的逼迫之下——舍玩而取学习也!
东汉时期,有一个叫孙敬的年轻人,孜孜不倦勤奋好学,闭门从早读到晚也很少休息,有时侯到了三更半夜的时侯很容易打盹瞌睡,为了不因此而影响学习,孙敬想出一个办法,他找来一根绳子,一头绑在自已的头发上,另一头绑在房子的房梁上,这样读书疲劳打瞌睡的时侯只要头一低,绳子牵住头发扯痛头皮,他就会因疼痛而清醒起来再继续读书,后来他终于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政治家。
战国时期的苏秦是一个有名的政治家,但是他在年轻的时侯学问并不多,到了好多地方都没有人关注,即使有雄心壮志也得不到重用,于是他下定决心发愤图强努力读书。由于他经常读书读到深夜,疲倦到想要打盹的时侯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突然的痛感使他猛然清醒起来,振作精神继续读书,后来苏秦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这两个故事引申出“悬梁刺股”这个成语。也告诉我们发愤忘食地刻苦学习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为了学习也不能一直努力到累垮目己的身体,读书也是需要适可而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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