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财政典故(古代廉洁官员的名字及故事)

1.古代廉洁官员的名字及故事

1. 公 仪 休 嗜 鱼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

一国人献鱼而不受。其弟谏曰：“嗜鱼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鱼，故不受也。

受鱼而免于相，则不能自给鱼；无受而不免于相，长自给于鱼。”此明于鱼为己者也。

《史记》 翻译：公仪休（人名）在鲁国当丞相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鱼。一个鲁国的人送鱼给他他不接受。

他的弟子劝他说：“喜欢吃鱼却不收，为什么呢？”回答说：“就是由于特别喜欢吃鱼，才不收。收鱼的话就会当不成丞相，就不能自己买鱼吃；不收就不会被免去丞相，可以长久自己买鱼吃。”

这就是明白是否有鱼吃决定于自己啊。 2.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

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

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

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3.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

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

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

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

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

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

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

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

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

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

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

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

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

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

2.请教个历史典故：某个皇帝听说地方赋税增加了,但是并不高兴,因为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武将、奸吏，缘此侵渔下民。癸丑，上生日，四方贡献皆不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上悉归之度支以代租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一段，见于唐纪42，大意说代宗在位的时候，每到大年初一、冬至、端午、皇帝生日，各州府长官就争着在定额赋税之外向朝廷进贡（当然肯定是通过加赋来的），进贡多的，便能得到皇上的欢心，于是武将（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强调武将=。=应该是藩镇已成的缘故吧）和奸滑的官吏便借机侵吞百姓的财物。癸丑（十九日），为德宗的生日，德宗对各地进贡概不接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细绢三万匹，德宗悉数拨归度支（可以理解成中央国库），以此代替两处应纳的租税。

3.中国历史上的税收

夏朝，最早出现的财政征收方式是“贡”，即臣属将物品进献给君王。当时，虽然臣属必须履行这一义务，但由于贡的数量，时间尚不确定，所以，“贡”只是税的雏形。而后出现的“赋”与“贡”不同。西周，征收军事物资称“赋”；征收土产物资称“税”。

春秋后期，赋与税统一按田亩征收。"赋"原指军赋，即君主向臣属征集的军役和军用品。但事实上，国家征集的收入不仅限于军赋，还包括用于国家其他方面支出的产品。此外，国家对关口、集市、山地、水面等征集的收入也称"赋"。所以，“赋”已不仅指国家征集的军用品，而且具有了“税”的涵义。

清末，租税成为多种捐税的统称。农民向地主交纳实物曰租，向国家交纳货币曰税。

有历史典籍可查的对土地产物的直接征税，始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按平均产量对土地征税。后来，“赋”和“税”就往往并用了，统称赋税。

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主要有四种：战国秦汉时期的租赋制（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魏晋至隋唐的租调制（征收土地税、人头税和劳役税）、中唐至明中叶的两税法（征收资产税和土地税）、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一条鞭法和地丁合一（征收土地税）。

扩展资料：

古代一些税收的典故：

1、市场税

古代市场称为“市”。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由来已久。商代末年，商人贸易就已出现，但当时手工业和商业都属官办，所以没有市场税收。到西周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官营工商业之外，出现了以家庭副业为主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集市贸易日益增多，因此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场（交易）税收。

周代市场在王宫北垣之下，东西平列为三区，分别为朝市、午市和晚市。市场税收实行“五布”征税制；一是分（纟次）布，即屋税；二是总布，即牙税；三是廛布，即地税；四是质布，指对违反契约文书者所征之税；五是罚布，即罚金。市场税收由司市、雇人、泉府等官吏统一管理，定期上交国库。

2、田税

春秋时期鲁国实行的“初税亩”。据《春秋》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列国中的鲁国首先实行初税亩，这是征收田税的最早记载。这种税收以征收实物为主。实行“初税亩”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税收制度

百度百科-税收

4.古代名人中,谁最有钱

1、刘瑾：明代正德朝大宦官，《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其收受贿赂所得据说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收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白银20万公斤，此人不选，是无天理。

2、和珅：清代乾隆时大贪官，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其事迹不再赘述，仅提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难怪时谚要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了。此人不选，此评当废！

3、宋子文：《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出身、事迹不再赘述，据说在任民国财政部长期间，靠垄断美国对华军援物资业务，其财富在当时早已首屈一指。“十大”应占一席。

4、伍秉鉴：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同年在广州病逝。

5、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凭借与汉文帝的特殊关系，垄断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景帝即位，旋失宠，被收。限于名气之大，想不入选都难。

6、梁冀：东汉外戚，两个妹妹皆为皇后，广敛财富，鸩杀皇帝，时称“跋扈将军”。汉桓帝时被收，缴得家财30亿多。曾挤身于《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的中国巨富行列，合当入选。

7、吕不韦：战国时期阳翟大商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据说连秦始皇都是其“掉包”的私生子，应该说，凭此传奇业绩挤身“十大“次席当之无愧！

8、石崇：西晋著名富翁，其财富来源系任荆州刺史时拦劫沿途客商而得。最经典的故事是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大获全胜，可谓“富可敌国”也毫不夸张。盖因不懂“外不露富”的古训，终为一才妓绿珠破财，最后连命也搭上。限于名气之大，当然获选。

9、沈万三：名富，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其孙卷入蓝玉之案被充军云南，财产没收。其财富来源一说为海上贸易所得，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得国际贸易商人。建议入选。

10、陶朱公：春秋末期人，即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当然入选，推荐为“中国十大富豪”之鼻祖。

5.有关古代土地的故事

古代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政收入是田赋和人丁税，其次是盐、铁、茶、酒、丝绸及行商铺户等专卖和商税。征收田赋和分派徭役须以田册（地籍）为依据。虽然古代人口和垦辟耕种据以征赋的田地从少到多，但面广量大，且数量经常在变动。唐朝前期赋役推行“租、庸、调”法，后期实行“两税法”。旧县志记载南宋嘉定“十七年经界，官民田土三干九百八十六顷二十亩一角二十三步，杂产一万五百九十一顷九十八亩三角一十四步。”这里所说的“经界”，是指量度划分地块界线，作一次实地调查。经过若干年，地籍又复不符实际，至元代更甚。元至正中，“浙东廉访使董守悫、从佥事余阙，以田多失实，议根括田税，使民随田受役，乃命婺州路总管督诸县练习田事之人，履亩而核之，其定著为籍，有流水、有类姓、有鼠尾。”至正十四年（1354），距南宋嘉定间调查百多年后再作调查，垦辟耕种的田地更多了，计官民田土四干二百五十六顷五十七亩三角五十三步四厘七毫。

现存的史料表明，古代土地调查最认真的是明朝初期的一次。洪武十四年（1381）治天下十州郡编赋役黄册，命国子生分赴州县会同地方官办理此事。义乌地处浙东，粮赋远不及苏、松、常、太等富庶地区，朝廷未派员督办，直到洪武十九年，始由地方官“派监生履亩经量，编画《鱼鳞图册》”（实地丈量，按田块形状绘图，上写业主姓名及亩分，状似鱼鳞，故名）。洪武二十四年编成“黄册”（封面用黄色纸），一式四份，分存朝廷户部、省布政司及府、县。是时官民田土增至八干七百三十九顷六分八厘，比四十年前元至正时增加51.3%，对朝廷和官府来说，可算成绩巨大。当时曾规定十年丈量一次耕地，重造“黄册”。因工作量大，地方官员对此开头尚好，后多为敷衍应付。据旧县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首次编造“黄册”，永乐元年（1403）、成化八年（1472）、正德七年（1512）、嘉靖四十一年（1562）、万历九年（1581）相继编造，但间隔时间有的几近七十年。1403年重造的“黄册”，田地山塘数量与1391年的相同。过69年，1472年官民田地数量比1403年仅增161亩。相隔40年。1512年官民田土比上次减少17.42万亩。1542年编造的“黄册”，官民团土数量比171年前的1391年只多出232亩。

清朝仍照明万历年间团土科则徵赋役。顺治十四年（1657）颁行《赋役全书》，田土面积大部同嘉靖、万历年间数字。康熙三年（1664）曾丈量田地，比原来多丈出田120.03亩。次年颁行《简明全书》，六年（1667）又丈量，丈出实田比原额仅多120.73亩。此后土地调查情况无史料可考。

地籍在百姓来说，既是产权，又是赋役负担的依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也有政治相对清明，负担较轻的年代，但基本情况历来是弊病甚多，负担不均不公。旧义乌县志《田赋论》有颇深刻的揭露：

“举积弊言之，有团之家苦赋重，贿奸书将米粮岁洒合勺于百户之内，积合勺成升，积升成斗，积斗成石，渐以消豁，而被洒者莫知所从来，岁为赔偿，名曰‘飞洒’。又患田并户则米多，差役益重，则分析其田，或诡之亲邻，或诡之佃仆，又或为之官庄，彼此规避，幸脱重役，名曰‘花诡’。又家自为户，粮差业该承领，而故以其米留挂娘户、常祠，籍口众共，不落户眼，终岁昏赖，名曰‘虚悬’。又有地无立银，户留虚米者；有田连汗陌，籍无担石者；有留卖户不过割及过割一·二，代为包纳者5有过割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澈，影射脱漏者。以致派粮编差无所归著，豪猾欺隐，贫弱赔 （左“贝”右“皮”）。”“又王制十年一大造，令开载事产厚薄，按籍科征，而挽近直循故事，以虚文应。即所号为实徵，大率袭祖名，甚联二姓以朋充。而民间田粮又岁岁收除，迄无定辙，册籍纷更，里胥因之恣奸增减，信意出入。昔邱文庄著论，欲令县册详于司府，如谙司职掌所载，凡各田土，开具各户若干及条段四至，俾官民有所稽考质证，不至混而无别。莫若仿而行之，督令里书察算都图事产，各归子户，借造的名登之徵册。先将田地山塘每亩该米、该麦、该银、该徭科则先列于首，以县额而至乡额、都额、图额、甲额俱明注丁田银米，优免实徵数目，序列于次。至于花户，逐名之下，则详开田若干，地若干，山若干，该徵米若干，银若干，附列于后。图敛而总于都，都总而会于乡，乡会而完于县，务期总撒.相符，不得合勺舛谬。每册造二，副印铃，一存县，一发该图各甲收报，照数徵输。

6.古代廉洁小故事 200字

“廉洁使人坦荡，奢贪使人悲戚”，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以廉为荣、以奢为耻、廉洁自守、克己奉公。以下四则小故事值得一读。

“新鞋踩泥”。《松窗梦语》的作者张瀚初任御史时，曾去参见都台长官王延相。王延相没有大谈为官之道，只给张瀚讲述了自己的一次乘轿见闻：一天，乘轿进城，路遇大雨。一轿夫脚穿新鞋，从灰厂到长安街，小心翼翼择地而行，生怕弄脏了新鞋。进城后，路面泥泞渐多，轿夫一不小心，踩入泥水坑中，由此便高一脚低一脚地随意踩去，不复顾惜了……王延相说：“为官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张瀚听了这个“新鞋踩泥”的故事后，“退而佩服公言，终生不敢忘”。此后多年，他严谨从政，廉洁为官，后来升任被称为“朝中第一官”的吏部尚书，建树颇多，名留青史。

“子罕辞宝”。《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文：春秋时，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玉石，将它献给掌管工程的大臣子罕。子罕不肯接受。献玉石的人说：我曾经把这块玉石拿给玉工鉴定过，他认为这是一块宝玉，因此我才敢献给您。”子罕说：“我把不贪图财物的这种操守当作是宝物，你把玉石作为宝物。如果你把宝玉送给了我，我们两人都丧失了宝物；还不如我们都保有各自的宝物。”故事中，子罕恪守“不贪为宝”的信条，巧妙拒玉，寓意深刻，真正给人教育和启迪。

“公仪休拒鱼”。《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一个公仪休拒鱼的故事：战国时期鲁国国相公仪休爱吃鱼，有人投其所好送鱼给他，公仪休不收。问其原因，他说：“正因为喜欢吃鱼，所以不能接受，现在我作为国相，能够用自己俸禄买鱼吃，如果现在收了鱼而丢了官，谁又会送给我鱼呢？所以我不能接受啊。”公仪休“好鱼而不贪鱼”，实乃其深知“贪赃、枉法、丢官、受惩罚”之间的内在联系，愿每位领导干部任前任中都时刻不忘认真算一算政治帐、经济帐、家庭帐。

“灭官烛看家书”。据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北宋时期有位州官，为人极其廉洁。一天晚上，有人从京城送来一封上司的来信。他猜想这一定是朝廷有什么重要指示，马上命令公差点上蜡烛阅读。谁知读了一半，他又命令把官家的蜡烛吹灭，把自己买来的蜡烛点上，继续往下看。公差很纳闷，难道官家买的蜡烛不及他自己出钱买的亮吗？后来才知道，那封信有小半是关于他留在京城家属的情况，他认为这是私事，不能点官家的蜡烛。在有些人看来，为了半封家书，竟然换烛再读，实在有点“小题大做”。但正是这样的小事，却更能从细节上表现出一个人的品质，更足以让当今存在公“话”私打、公车私用、公请私吃、公费私游等等凡此种种揩公家油的一些领导干部汗颜。